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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实验中心

聚集国内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一流专家,利用现代经济增长和金融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问题。中心积累了大量省地级地方数据库,据以进行增长指标分类处理,并逐步加入区域金融生态、财政分析运营模块,构造了区域增长、金融与财政风险和模拟周期对冲击反应的一个实验数据平台。定期发布《中国经济增长蓝皮书》。不定期发布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生态评估、上市公司等方面的分析报告。


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大动作

评论 何海峰 2019年03月25日


距离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有近两年时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布,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以及各区域的空间布局。

“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是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之后,在新时代新阶段出台的又一个新型城镇化和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粤港澳大湾区是融和创新发展、特色产业体系及现代金融服务建设于一体的“产业+区域”的全方位发展战略。

借助区内完善的产业结构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集中力量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包括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专家预计,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可能增长一倍以上,约为3.2万亿至4.1万亿美元。

5G生物技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受益

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体量、辐射影响力以及发展空间方面具备优势,但在创新实力、产业结构等方面仍较落后。专家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头戏。而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需从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平台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入手。由此,《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以及国际化创新平台等。

中信建投宏观债券团队认为,高端制造、现代服务、新经济是重要投资机遇。《规划纲要》的出台将极大促进“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创新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自由流动。大湾区产业布局完善,香港、澳门及珠三角9城市均都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且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依据大湾区的优势产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引以及《规划纲要》的产业规划,业界分析师普遍认为,智能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5G和移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将率先受益。

除了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外,大湾区内传统制造企业众多。依据各地产业优势,《规划纲要》做了不同的战略布局,例如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等。

错位发展互联互通 加快大湾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作出三方面规划——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事实上,在《规划纲要》发布之前,广东银保监局就已开展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质量的工作。据悉,目前其辖内银行和保险机构与大湾区有关单位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余份,为大湾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提供资金超5000亿元,承保港澳跨境机动车辆720余辆。

对于大湾区如何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何海峰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依据各城市发展优势,实施错位发展。在大湾区“9+2”城市群中,各地经济发展、产业布局、金融服务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要建设大湾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显然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而是要因地制宜,巩固强化特色优势,补齐发展短板。

何海峰分析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然要发挥其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及“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平台作用。作为区内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的金融发展相对香港来说较为落后。因此,广州要加快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金融功能。而深圳则将继续围绕资本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澳门的主要功能是联系葡语系国家,金融发展相对薄弱,其特色在于发挥服务出口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保险功能。

第二,增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力度。除了继续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大湾区建设还要重视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规划纲要》中也强调了允许符合条件的创新型科技企业进入香港上市集资平台等。

第三,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大湾区建设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金融服务方面的职能如何发挥?《规划纲要》中关于政府金融职能的发挥主要集中在加强监管、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另外,何海峰认为,政府自身也要加强债务风险管理,构建服务型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纲要》提出的“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多条措施,例如“大湾区内的企业可按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香港机构投资者按规定在大湾区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香港资本市场,参与投资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等备受期待。据悉,为满足企业在结算、融资、资产转让方面的“三大跨境需求”,广东银保监局已经率先实现了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融资、跨境双向人民币债券试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跨境金融资产转让“五大跨境产品”创新。

“大湾区有望成为引领金融互联互通的开放前沿。”何海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开放格局。“有序推进”也令业界对出台更深入的大湾区金融规划产生期待,广州或成为境内金融开放“排头兵”。

据媒体报道,香港金融监管当局正与内地相关部门探讨在大湾区内先行先试跨境“理财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理财通”是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大湾区投资者将会有更丰富的投资渠道和产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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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银行和信贷要发挥主渠道主力军作用

采访 何海峰 2019年03月19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提出了这么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去年下半年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从这段表述中,透露出值得重视的几点。

一是在中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银行和信贷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和主渠道,支持民营和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和进一步发展,还是要发挥主力军和主渠道的作用。

二是民营和中小企业对实体经济贡献非常大,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经济下行期,他们遇到了困难,最直接的就是融资困难。因此,要让实体经济有起色,必须要解决好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亟需提高其融资的可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何海峰表示,这是对小微企业更有力的支持,但银行本身也面临着困难,在经济下行期,风险资产规模升高,消耗银行资本更多。因此,要多渠道给银行补充资本,尤其是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利用证券市场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来补充银行资本,提高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比如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促进银行发行信用债,发展资产证券化等。

对于“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表述,何海峰表示,短期贷款主要是解决应急资金的,要让民营和中小企业渡过生存难关,还是需要发挥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信用贷款的作用。传统意义上,民营和中小企业是很难拿到信用贷款的,这方面需求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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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执行基调已出现可察觉的变化

采访 何海峰 2019年01月22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1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认为,货币政策执行基调已经发生了可察觉的变化,虽然表述上仍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执行上方式已“偏向灵活”,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流动性方面,会议不再一味强调“管”,而要“松紧适度”,与去年“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基调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会议还新增“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二是传导机制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总闸门”“去杠杆、去通道、回表内”为主基调,今年则强调传导机制的畅通,特别强调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三是货币政策更注重服务实体经济主体,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这两类企业当前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就是为减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让其得到更加实惠的资金价格。

货币政策只是一个方面,何海峰认为,实际上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整体宏观政策都出现了变化。回顾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沿着“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稳杠杆”的方向发展。如今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宏观政策调整也相应强化逆周期管理,以稳定总需求,即消费、投资和进出口。

此外,“财政政策更强调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何海峰补充道,虽然表述中没有提到二者的协调,但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为主、偏向灵活的货币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协同发力”的含义。

何海峰认为,货币政策在执行中也将体现出新特点。

一是创造性。2019年经济下行趋势已经形成,货币政策在执行中要创造性地使用工具和手段。“不久前央行创设了TMLF,我们可以期待,根据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变化,还会适时创造出其他工具和手段。”

二是有弹性。“松紧适度”的要求,让我们保持对宏观经济环境、货币金融和实体融资环境更加紧密的动态监测,保证政策传导过程中达到“松紧适度”的状态。

三是适调和微调。这意味着调节频次会显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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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效率和发展的一类等价命题

论文 张平 2019年01月07日

一、引言

作为理解发展的一个新的和综合的角度,本文尝试着对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发展内涵,给出一个逻辑上的分析,目标是建立经济效率与知识技术阶层扩张之间的等价性。不同于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工业化,在转型和城市化阶段,供给侧的效率改进是一个涉及投资再平衡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由消费结构高端化所引致的知识生产配置及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实质,这一实质进一步体现在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和稳步扩展上。

作为趋向发达城市化的必由路径,(与消费结构高端化对应的)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发展理念,不同于中产或中间阶层再生产的传统认识。一个重要区别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个体或群体,通常具有上升到中产甚至更高阶层的能力和稳定性,转型和发展社会的首要目标,就是注重培育附着于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新特性。现有中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当随意和宽泛的概念,但是,我们强调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和专业化特性,在此意义下,即使存在中产,那也必须是有知识技能支撑的中产。

从发展阶段变化和可持续性角度来说,经济效率的不断改进,需要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来支撑。此时,消费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目的,消费结构的升级特别是与人力资本生产相关的消费比重的增加,越来越具有阶层区分和差异化的特征。就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而言,高端的科教文卫消费具有跨期或代际投资性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技术职业的创造。就城市化的可持续性而言,职业发展或者就业质量的提高,比经济效率更具有优先性。

学术论文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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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目标有利于稳金融 实际操作中银行要选对行业和企业

采访 何海峰 2018年12月12日

对民营企业贷款的“一二五”目标引发市场热议。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稳经济、稳金融、稳就业的角度看,“一二五”目标的提出很及时。在实施过程中,银行要选对行业、选对企业,这样才能为民营经济带来真金白银的支持。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的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如何正确理解“一二五”目标?何海峰认为,一方面,从背景和形势上看,银行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不相对称。尤其近段时间以来,内外部因素造成了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和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质押、流动性问题相叠加。

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管理部门非常有必要采取综合政策,联合发力;而从稳经济、稳金融、稳就业的角度看,“一二五”目标的提出很及时。

另一方面,何海峰提出,“一二五”既是目标,同时也是手段和方法,可以为银行业下一步转型发展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在他看来,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客观上存在对民营经济支持不够的情况,“这种找大客户、大行业、贷款集中的情况,也造成了过去一段时间里,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和经营模式的简单化。”

他表示,银行可以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民营经济以拓宽市场;同时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代表了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战略性资源。因此,通过政策引导,可以满足银行下一步发展中在战略上、经营上的转型需要。

不过,他也提示,由于中国正在处在行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期,推进“一二五”目标的过程中,银行要选对行业,这是方向性和全局性问题;然后要选择经营规范、管理科学的企业,这样才能给民营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支持。

从中长期看,何海峰认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银行的风险会降低。因为银行把信贷资源进行了更充分地分散,扩散到更广泛的样本空间中去,而不仅仅把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型国企。

市场还担心,“一二五”目标推进后,民营企业会否过度举债?何海峰认为,一方面,从银行角度看,要支持尽管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但符合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同时经营管理良好、内控严格的企业。这要求银行更深入、全面地的去了解客户经营状况,提升相关内控管理水平。“银行不盲目放贷,民企也就不会过度举债”;另一方面,从民企角度看,也应该在战略经营和管理上提升质效。

“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问题。构建银企命运共同体,银行不盲目放贷,民企不过度举债,大家才能携手共渡难关、共生共荣。”何海峰说。

此外,针对市场将11月9日资本市场波动归因为“一二五”目标的说法,何海峰并不认同。他表示,近期资本市场的波动是复杂的多重因素造成,既有外部冲击,也有内部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困难。当前的股价走势与基本面脱离,受情绪性因素扰动较大,而“一二五”目标利好民营企业,长期看,获得更大支持的民营企业有望走出新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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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金融扶贫模式经验借鉴

评论 何海峰 2018年12月10日


2014年3月,兰考县以“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郑重承诺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17年2月27日成功脱贫。在兰考县“五轮驱动”(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农户主动、科技带动与金融撬动)的扶贫脱贫工作中,以金融扶贫新模式加大融资力度,助力产业发展、企业发展,是实现兰考稳定脱贫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个成功实践就是,兰考县政府借助普惠金融改革实验区的制度优势,构建了“一平台四体系”的普惠金融扶贫体系以及三类十二种金融扶贫产品体系。

一、金融扶贫组织体系:一平台四体系

2016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监管和职能部门印发《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兰考县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以此为基础,经过积极探索,兰考实验区搭建了“一平台四体系”的普惠金融扶贫模式。“一平台”即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出“普惠金融一网通”微信公众服务号,2017年10月升级为“普惠通APP”,打造一站式线上“金融超市”,实现金融服务零距离。“四体系”:一是普惠授信体系,将信贷前置,创新“信贷+信用”,推出普惠授信贷款,即对全部农户无差别、无条件普遍授信3万元(农商行提高至5万元,目前拟对产业发展好的村提高至5万~30万元),免抵押、免担保,年利率最高不超过6.75%。农户只要有正当生产经营项目、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嗜好即可启用授信。二是信用体系,成立信用信息中心,依托省农户和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采集、录入农户社会信用信息,组织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企业评定。三是金融服务体系,将普惠金融内嵌于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打造“基层党建+就业扶贫+普惠金融”三位一体服务平台。提供“4+X”金融服务,其中的“4”即贷前推荐和贷后协助管理、信用体系建设和失信联合惩戒、数字普惠金融推广和基础金融服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政策宣传;“X”即银行、保险机构特色金融服务,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四是风险防控体系,兰考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金、还贷周转金。银行、政府、保险、担保四方分段分担风险。

围绕实验区“一平台四体系”模式构建和实验区建设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兰考县确定了普惠金融扶贫工作的“12345”兰考样板。具体而言,第一,明确“一个目标”,即把兰考建成为全国普惠金融的改革先行区、创新示范区、运行安全区,为贫困县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第二,组建“两个机构”,一是成立县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二是组建普惠金融改革实验区管委会。第三,打造“三级体系”,将普惠金融内嵌于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在县城设立兰考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在乡镇设立乡普惠金融服务站、在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基层党建+就业扶贫+普惠金融”三位一体服务平台。第四,推广“四种产品”,分别是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发展信用贷、针对一般农户的普惠受信贷、针对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企业的“三位一体”贷款以及针对产业链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大额信贷需求的产业链融资模式。第五,提供“五重保障”,如人力保障、产业发展支撑、政策激励引导、搭建要素平台和强化能力建设等。

二、金融扶贫产品体系:无缝精准服务

兰考县政府将扶贫对象分为已脱贫户和未脱贫户两类,其中未脱贫户又分为一般贫困户和兜底贫困户。针对三类不同程度的贫苦户,兰考设计不同的产品体系,实现无缝精准扶贫服务。

第一,三级信用分类。为对已脱贫户进行再帮扶,支持他们加快产业发展致富奔小康,2016年10月,实行“信用+信贷”联动机制,成立县、乡、村三级信用评级委员会,依托信用信息中心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脱贫户开展(A、AA、AAA)三个等级的信用评定,通过银行授信,可分别申请3万元、5万元、8万元的贷款额度并享受政府贴息。通过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机制,使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落实到人。已脱贫农户获得产业发展信用贷后,1年内信用记录良好的,等级为A和AA的,可提高一个信用等级,等级为AAA的,可提高授信额度;每年在村庄的显着位置张贴已脱贫农户守信光荣榜;产业发展良好的,县政府每年给予通报表彰和物质奖励。其中三个信用等级的分类标准如下:以“三好三强”(遵纪守法好、家庭和睦好、邻里团结好;责任意识强、信用观念强、履约保障强)、“三有三无”(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有致富项目;无赌博、吸毒、嫖娼等不良行为,无拖欠贷款本息、被列入贷款黑名单的记录,无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等为主要内容,品德良好、具备基本劳动能力、无违法乱纪行为、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可评为A级。综合考虑贫困户的资产、收入、负债、经营情况以及以往的贷款记录等因素,可分别评为AA级、AAA级。对已评定信用等级的贫困户统一颁发相对应信用等级的牌匾与证书。

第二,“X位一体”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兰考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研究落实“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和“新三位一体”等。2015年6月,探索构建了政府、金融、企业“三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2016年3月,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引入保险机制,建立了政府、银行、企业、保险“四位一体”金融扶贫新机制,再者,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推出“新三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政府的定位主要是提供财政资金作为风险补偿金,保险公司则是对贷款主体的贷款进行保险,商业银行的定位是提供信用支持即贷款,企业重在提供就业岗位或捐赠扶贫资金,如“新三位一体”中要求贷款主体应将贷款金额的5%捐赠给推荐乡镇(街道)作为扶贫资金或每10万元带动1个贫困户就业,且就业时间不低于6个月,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贷款企业吸纳部分贫困户,扣除吸纳贫困户人口(10万/人)的贷款部分,按照剩余贷款额度的5%捐赠扶贫基金给乡镇(街道)。

第三,信用风险方式。在建立产业信用贷的风险防范机制方面,兰考县政府的主要做法有建立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建立风险补偿和周转机制以及建立风险熔断机制和加强惩戒力度等。其一,运行主体是设立的兰考县兴兰农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考县兴农公司”);其二,运作模式是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兰考县兴农公司签订合作服务协议后成为合作银行;其三,初定的还贷周转金规模为2000万元人民币,根据业务开展情况,还可适当调整规模;其四,申请条件有五,其中有普惠授信、“三位一体”“四位一体”、阐发发展信用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信贷模式支持的企业(农户)等;其五,资金使用有偿、有上限且只能用于“还旧续贷”,对企业而言的有偿使用利率为10个工作日内按每天0.05%计收企业利息,超过10个工作日按每天0.1%计收企业利息,所得利息用于兴农公司的日常办公费及工资开销等,最长期限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

第四,公益扶贫模式。联合工会、团委、妇联、工商联等群体组织,调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的热情,以爱心超市为平台,将温暖送给最需要的人,有效解决供需不精准,以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巧媳妇工程、助学工程为支撑,深入解决社会发展多元化、群众需要多样化等问题,探索建立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环境提升“精气神”的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三、启示和建议

对政府部门而言,第一,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建立独具特色的金融扶贫体系,如兰考的“一平台四体系”模式等。第二,以贷养贫,如在“X位一体”模式中,我们看到对贷款主体的要求是捐助扶贫基金或安排扶贫就业,进一步的优化措施可以是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优化调整贷款主体的“要我扶”为“我要扶”,即提高贷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第三,以企业为中心,进一步优化金融扶贫体系。事实上,贫困户的造血能力远低于企业的造血能力,所以针对贫困户的贷款使用效率不高,有的甚至会造成资金空转,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设计金融扶贫方案过程中,要抓住企业这个牛鼻子,构建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企业对贫困户的金融或公益扶贫模式,典型案例如前述兰考的公益扶贫模式或贵州六盘水的“三变模式”等。

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而言,第一,在贫困户细分的基础上优化金融扶贫产品体系,这是“金融扶贫需求产品化”的要义所在,目前兰考可供借鉴的层面是贫困户分类和三等信用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设计不同的金融扶贫产品,当然,可以借助外部机构联合研发相关产品,这是“金融扶贫产品需求交易化”的要义所在。第二,以贷养信的弯道超车模式,做好金融扶贫的前提是信用体系建设,如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镇等,这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如农信社体系利用十年时间建立的信用系统等。对缺乏长期积累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而言,可以借鉴兰考普惠授信贷的“信用+信贷”以贷养信模式,以此反向甄别农户的信用水平。第三,提高不良容忍度以及推行科学合理的尽职免责制度等以提高覆盖率和户贷率。兰考县银监办要对涉农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2个百分点,在无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章行为的前提下,对于非因银行工作人员道德风险、重大过失而形成的不良贷款,可免予追究相关信贷人员的合规责任。

金融扶贫是全国脱贫攻坚整体系统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对于整合财政与金融资金、协调政府与市场资源、打通企业与农户要素,从而实现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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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豫军如何弯道超车?

采访 何海峰 2018年12月07日

何海峰见地深刻,言语中闪烁学者睿智。他曾兼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其研究领域涉及金融政策和金融产品创新,连续8年担任《中国金融政策报告》执行主编,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央行招标课题,2012年~2013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体系中心做访问学者,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智库专家。

一、防范金融风险,金融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大发展,金融业的改革相对而言更曲折一些。”

何海峰介绍说,对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等领域取得了指数级增长,GDP总量大幅提高,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改革则经历了几个比较大的历史时期,各有重点。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金融改革主要是集中于银行业,目标是将传统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向市场化转轨。上世纪九十年代,则主要以资本市场改革为切入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对金融业首次定位,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此以后,金融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

何海峰说,正是对金融的精准定位,催生了金融业的繁荣,各业态百花齐放,放大了经济发展的杠杆效应。

2017年,全国金融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何海峰称之为“现代金融新阶段”——金融仍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还是国家的重要国际竞争力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以及国家的基础性制度。

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务院成立金融委。今年7月,新一届国务院金融委第一次提出防范金融风险3年行动方案。全国金融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二、监管趋严,外部冲击下更具现实意义

何海峰认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提出,也是国家针对资本空转、资金价格虚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开出的“药方”。

从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看,金融的野蛮生长,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都是推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短时间爆发之时,由于监管跟不上,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和乱象就相继涌现。

从十八大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创新”,到十九大强调严监管,说明大的风向已有转移。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政策变化?

何海峰认为,其关键在于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过去有大量没有纳入到观察统计的金融创新存在隐患和风险,金融业逐渐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走向了自我循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善管理体系,调整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跨市场监管,特别是统计和信息的共享。

从较长的时间来看,金融创新与监管是相互促进的;但短期来看,超出监管的创新会造成泡沫,爆发风险,伤害金融本身,也会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影响,让金融回到正轨,既是消除泡沫,也是对全国金融体系补短板的过程。

“这是重大的制度创新,现在国家对各种金融乱象的治理整顿已经初显成效,在外部环境冲击之下更有意义。”

三、金融豫军如何突围?要利用好“数字财富”

何海峰老家在河南南阳,在京定居,对家乡也是深深挂念。客观而言,他也高度评价了河南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成就,称之“形成了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新现象”。

河南金融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金融豫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走向纵深。何海峰说,虽然河南金融业已是支柱产业,但相比河南在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来说还远远不够。当前强监管、严监管的金融环境,对河南金融业产生限制性影响,但也提供了发展窗口和机遇。

进一步解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监管对金融产品业务,合规,治理等有更高的要求,可促使河南金融机构奠定更坚实规范的管理流程、治理机制。

二是为河南金融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引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三是可实施人才“差异化”战略,选择一两类金融人才定向引进。

何海峰特别说明,今年以来,金融对外开放力度加大,河南完全可以借助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从相对落后的状态,跨越中间阶段,直接踏入现代金融的高层级,用外资力量改造本地金融业。可结合自身优势产业、战略产业,挖掘金融需求,立足航空港、自贸区等国字号政策,加速对接国际资本市场。

另外,何海峰还认为,从金融发展总量而言,河南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有差距,但从金融信息化角度而言,优势却很明显,是金融豫军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见赛道。

“金融是最高端的现代服务领域,金融信息化是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方向。河南有天然的人口优势,这在未来都是可贵的数字财富,应该思考如何把数字财富变为真正的金融资产,将行为、流量、交易,演变为真正的金融工具和抓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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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预期需化解叠加效应

评论 张平 2018年12月06日


从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来看,多数学者和国际机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指标和前景是乐观的。计中国经济2018年将保持6.6%的增长2019年将保持6.3%的增长,通货膨胀均在2.5%以下,经济增长平稳。同时,尽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干扰,但中国的进出口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不过,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预期。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情景。

从短期来看,贸易摩擦的影响基本无碍。汇率变动会抵消第一批500 亿元加税的大部分影响。所以,只要保持产品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压力不是很大,更不会因美国加征贸易关税而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美国大搞贸易摩擦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

从长期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可能会逐步显现。比如,作为争夺焦点的服务业。在经合组织的指标中,服务业是贸易限制较高的。服务贸易的深化和开放,最好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进行服务贸易升级。如果美国“另起炉灶”,这种合作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会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和升级产生影响,但中国作出相应对策。

其次,美国加息。

美国已经多次加息,加息水平达到2.5,而中国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1.5。一般认为,加息会导致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加息压力。这一预期会对未来的资本市场产生扰动。

最后,国内收缩政策叠加效应。

2017年下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下,中国采取了降低风险的全面调整措施,不仅金融去杠杆,而且监管部门开始“竞争监管”。这次政策共振直接导致了“宽货币、紧信用”。面对新的形势,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了六个“稳”,稳预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事实上,很多的预期不仅与宏观数据波动有关,而且与国家治理、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等高度相关。因此,保持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是稳预期的根本。我们要在波动中逐步完善治理体系,提振信心、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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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

评论 张平 2018年11月01日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

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

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

四是经济稳定性。

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偏高收入阶段,预计到2025年左右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照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后发赶超型增长向中高端协调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将会遵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稳步推动,原有的依靠规模扩张和非平衡增长等赶超模式的增长路径逐步向新的发展路径转变。同时,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既包括要素效率的改进,也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和贡献比重的提升。

一、高质量发展根本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

1978年以来中国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左右。这种较低的TFP贡献,是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特定现象。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重点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因此,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结合带来的产出效率的提升,即依赖“物质资本密集”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则要依靠劳动质量提升实现的“人力资本密集”来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此时劳动生产率增长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国家的福利水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借助人口红利实现的,但当前面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得人口增长急剧下降。劳动投入增长率从1985-2007阶段的1.5%下降至2013-2017阶段仅有0.397%,预计未来劳动投入会进一步下降,预测未来五年劳动投入平均增速为0.048,同时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参与率增长的急剧下降,劳工参与率甚至已经呈现出负增长的情形。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需要更好地借助劳动质量提高而非劳动数量增长,通过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劳动素质提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被视为测量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指标。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

二、高质量发展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针对中国的发展新阶段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判断指出了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马克思经典理论以资本循环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反映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规律,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附属,消费的作用仅是为了劳动力再生产。而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构想中阐述了关于人的发展、自由联合体和按劳分配的理论,指出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本质。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人民消费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而不再是生产环节的附属。消费的内涵不仅是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消费,而且是通过逐渐偏向知识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与知识生产,并建立消费对于经济效率的补偿机制,以此改善经济效率、实现城市化过程的可持续性。这一模式将形成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经济循环体系,实现创新、效率提升、价值创造与公平分享的高质量发展。

“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偏重于中低层次教育,形成了较大比重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目前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通过日本和韩国经验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后的15-20年中,都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预计到2025年,两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比重将分别达到50%和70%。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提升促进了整体创新能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内涵是广义人力资本的快速提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体育等多方面的快速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知识消费比重和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增加、可持续性加强。在新经济循环中,劳动要素的质量不断提升,并持续创造和分享价值。这一过程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体制机制,由政府提供稳定环境和高质量服务,经济通过自主协调实现内生增长,并使市场机制与宏观稳定相互协调。

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需要两大引擎,一是以提升广义人力资本为基准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消费、资本深化和高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循环。知识消费是指科教文卫体等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的消费结构升级,以此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资本深化是指资本质量和存量优化提升,从而提高资本回报率;高劳动生产率是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效率持续提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需要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不断提升,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更多地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包括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基本效率指标。

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规制在后发国家的赶超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保护,校正过度干预行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四是经济稳定性。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经济复杂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难以避免一些内部和外部冲击,需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经济稳定的核心是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其背后是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土地、金融和财政风险,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节,还涉及特定发展阶段的宏观管理框架,需要结构性改革。

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既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加快改革当前的行政区划体制,以城市作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引领,配合中央政府的布局规划、激励设计和支出功能完成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三、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改革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构建“三有体制”,即“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同时,在发展目标上也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产权保护、国企国资、土地、财税、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路径上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既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就是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依赖要素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更多地依靠劳动者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代表的技术进步。传统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是储蓄和投资的抵消项目,这是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思维模式,因为积累和增长是工业化的核心。然而在发达经济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中的科教文卫体等广义人力资本消费越来越具有跨期投资的特性,是一种有助于未来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储蓄向高效率消费的转化途径。这种有效率的储蓄转化,是城市化区别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可持续发展和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我国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目前这已成为抑制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第二,完善和健全金融、财政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和财政的协调。经济新常态和城市化发展为政府目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完善和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核心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全,既有利于多样化资产投资渠道的畅通,又有利于企业投融资需求的满足;金融市场建设问题上,我国应当以市场稳定和效率导向为重点,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进而为家庭资产多样化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就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以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是顺周期的,再分配功能也相当弱。中国整个经济要迈入现代化,税制也要走向现代化。直接税的调控功能是逆周期的,作用于社会分配方面则能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要推动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和转型,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改变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生产型财政收支的模式,把制度建设的重点转变到服务民生上来,长期目标应是调整原有以工业税收为主体的税收模式,逐步形成以消费税、收入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财税模式,财政改革的立足点应是不断提高居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第三,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路径。首先,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健全整个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保护机制,从整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出发,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其次,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即要求社会和国家的稳定有序发展,即要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同时有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通过法治思维明晰责权界定,实现管理过程公开,从而形成对社会行为可预期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最后,努力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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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平稳、预期不确定—积极寻找新动力

论文 张平 2018年10月31日

一、实体经济平稳

今天主要讲经济平稳。中国经济增长是平稳的,预期是非常不确定的。中国的忧虑不在实体数据,而在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而不确定的预期与新旧动能转换、微观的摩擦构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波动。

中国的股票估值80%以上是估值波动,远大于业绩增长波动。而估值波动受宏观政策预期和市场结构调整的影响,这是比较严峻的市场问题。2018年经济温度的三个指标,GDP6.6%,CPI2.2%,汇率6.9,主要波动在汇率上,内部的实体经济指标是稳定,但汇率指标波动比较大,今年先升值,再贬值,年底控制在7以内。实体经济实际上是平稳的,尽管有贸易战,但出口比08年好很多,进出口水平依然较高,比之前稍弱。现在的经济比2015年好了很多,2012-2015的通缩,2015年实际增长水平高,名义增长水平7%,现在有9%。这个数据真实,因为税收很好,上市公司利润也不错,电力增长快,实体经济的增长比我们想象的要平稳。

产业层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上市公司来看,业绩在分化,新旧动能转换,规模已经发生转换,中小板与经济增长比较贴合,沪深300代表的大股票业绩增长好于GDP,创业板弱于GDP。中国的产业从分散向集中转变,供给侧改革,环保门槛提高,企业开始集中,现在规范的、规模化的企业日子比原来“乱竞争”的时期过得更好。因为原有行业乱、散、小,集中后企业减少,竞争激烈,剩下都是比较好的企业,市场结构正在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合全球产业发展规律的。经济实体增长平稳,实体经济中产业开始集中,这种转换是必然的,不能用一些淘汰的中小企业的悲观衡量整个产业向高质量转型。这种集中是符合全球产业集中的态势的。

从对中国的实体预测看,中国学者、国际预测和IMF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前景是乐观的,现在看并不严重,2018年保持6.6%的增长、2019年保持6.3%的增长,通货膨胀均在2.5%以下,经济增长平稳。

二、经济预期不确定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不确定,来源外部的冲击和国内政策“叠加”效应过强。

1.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情景。短期无碍,找到加工业的替代者,影响从2018年的第四季度显现,第一波的部分替代要明年才能完成。汇率变动会抵消掉第一波500亿的加税消减竞争力的大部分影响,中国只要保持竞争力,出口压力不是很严峻。美国在九月份即将对另外2000亿惩罚,由于这2000亿出口所占市场份额高,2019年下半年逐步能找到部分替代者来抵消中国的出口,出口转弱才会显现。出口不会因美国贸易关税而出现断崖式下跌。而且贸易战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

长期有碍,服务业才是开放争夺的焦点。在OECD所有指标中,都是贸易限制较高的,服务贸易的深化和开放,是重要的内容。市场地位,政府干预逐步减少,才能获得市场地位。最好是基于WTO框架,进行服务贸易升级,对接世界开放服务业;最差是欧美另起炉灶,在未来3-8年合作越来越困难。服务业升级与市场地位的自我修正很重要。

对实体经济中美贸易战短期无碍,长期有碍。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直接就产生了严峻的影响。中国尽管没有长期贬值的太大压力,但受到预期影响,6月15号后人民币开始贬值,直到重新恢复逆调解因子后才稳定。2000亿加税后再次会引起汇率波动。汇率预期会引起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产生压力。

2.美国连加四次息,加息水平达到2.5,中国一年期存款只有1.5,利息压力太大,因为人民币是非储备货币,加息导致全球有关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美国加息对中国有直接压力,十年期国债美国比中国高100个bp是比较好的,现在只有56个bp。汇率成熟了加息的压力,这是第四季度加息性预期的来源,这些预期扰动了未来的资本市场;目前高杠杆,加息压力大,尽量不加息,保汇率加息是正确选择。利差太小,短期倒挂。明年预期加息三次,但这些事都有影响。

3.国内收缩的政策叠加效应强劲。2017年下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拉动条件下,中国采取了降低风险的全面调整,金融去杠杆,监管部门开始“竞争监管”,人民银行、银保证监管、土地、环保、财政等多部门同时采取了紧缩。融资关系本质上已经是网络,任何一个节点损失都会引起一个网络的塌陷,降杠杆马上把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都逼入到连锁金融风险中。在企业产权改革、地方软预算、金融机构刚兑的痼疾下,倒逼金融放松,越紧反而越不成功。

这次政策共振直接导致了“宽货币,紧信用”,金融市场震荡,经济减速。银行内部资金充沛,银行间利率下降,银行外资金没有。货币与信用分离,货币很多,由于预期不好,信用放不出来。银行有钱,外面没钱。监管又是单向的,而且相互竞争,同步加大监管,破坏了市场的平稳。

4.政策的频发不稳定,是市场预期不好的原因。证监会政策非常不稳定,提出独角兽优先上市,要发CDR,很快就没有了。财政政策根本是减税,而提出由税务局按实收收入代收社保,按所有上市公司成本增加6%以上,对各个企业影响不一样。让大家觉得政策变动太大。

5.保护产权制度和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需改进,当前很多的预期不仅仅与宏观数据波动有关,也与国家治理、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等高度相关,因此保持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才是稳定预期根本。

三、中国上市公司的评估。

中国上市公司的估值底部区间出现,但中国资本市场波动在于估值波动,80%来自于估值,20%来自于业绩上升。估值波动与预期高度相关。今年更为特殊,企业业绩增长平稳,但股权由于抵押杠杆过高,增发价过高等原有,股票波动被放大。资本市场不怕波动,而是要在波动中完善治理体系。从而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为高质量发展转型贡献力量。

中国未来根本是改善治理,推进产权保护、资本市场公正建设。传统行业靠集中,新兴产业靠拓展,不能偏离这两个方向。宏观不确定下,估值波动较大。需要从自下而上:在安全中寻找α。选股规则:在传统行业,寻求毛利提高;创新行业,毛利和营业额双提高,特别是高看一眼良治的公司,培养和寻找出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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