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 Subscribe
订阅邮件推送获取我们最新的更新
Get email notification while we do updates
您的邮箱地址
Email Address
提交 Submit

首页 > 研究中心 > 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Home > Research Center > 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

重点关注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分析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与中国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定期发布针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和资本流动的跟踪研究。关注全球数字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跟踪分析中国金融开放。同时就金融结构、微观市场结构、金融发展、产融结合、军民融合等问题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组织架构

主任:胡志浩

研究员:匡可可汤柳林楠李晓花刘伟杜冠德

? ? ? ? ? ? ?岳博云李重阳叶骋

特聘高级研究员:胡一帆于建忠田晓林

特聘研究员:杨承亮李文庆刘津徐苏江刘康

研究助理:李淼

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平安普惠服务农村和农民,喊口号还是玩真的?

评论 刘伟 2019年08月21日

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重要市场参与者,往往凭借领先的信息科技,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深度融合,为国内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注入强大的创新动能与勃勃生机。而基于小微信贷领域深耕14年经验,平安普惠继承集团公司优良的创新基因,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与聚合能力,践行普惠金融并取得积极成效。

一、平安普惠的普惠金融实践路径

2005年,国际上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平安普惠前身——平安集团旗下的小额信贷业务团队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其起步时间可追溯到2005年。2007年,为扩大小额信贷业务规模,平安集团在平安产险下成立了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并创造国内首屈一指的“银行放款+信用保证保险”增信模式,为我国普惠金融实践开创了业务模式创新先河。

2015年,平安集团颇具前瞻性地整合了旗下的小额信贷业务板块,组建平安普惠业务集群(即“平安普惠”),凝聚集团在业务经验、服务网络、风险管理能力、信贷科技应用上的优势,布局数字个人借贷业务,专注于为广大有真实、合理资金需求的小微人群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借款服务。

二、平安普惠的普惠金融创新体现

平安普惠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模式,或者说业务模式的创新;二是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

(一)探索创新的“聚合模式”

在普惠金融业务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凭借自身资源,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展业的大型金融机构,还是以“会什么交什么”为特征开展“赋能模式”的互联网公司巨头,其业务开展模式的不足,在日益分化的市场环境下均已逐步显现,并有可能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基于此,自2015年开始,经过三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平安普惠独创以“缺什么找什么”为特征的普惠金融业务模式,即“聚合模式”。凭借集团资源和自身强大的整合能力,基于自身在小额信贷行业经验与优势,平安普惠将市场中所有环节优势资源进行充分聚合,以专业分工化解原有两种模式客群下的诸多瓶颈,并最大化信贷业务包括获客、风控、增信、资金、贷后等各核心节点的产能,通过规模效应,实现信贷成本的逐步降低,从而可以为更为广泛的客群,提供更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并维持商业的可持续性,这即是平安普惠的“聚合模式”。可以说,以融资担保为核心的“聚合模式”借款服务平台的创新,充分发挥了融资担保的“信用中介”属性,破解小微信贷业务“获客难、服务难、风控难、成本控制难”的行业痛点,也是平安普惠在普惠金融领域多元竞争中关键的核心能力体现。

(二)实现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为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和服务体验优化的巨大驱动力。在2015年,平安普惠就在小额信贷业务产品设计中,创新的应用人脸识别和活体检测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小额信贷客户的身份识别及客户初步画像。目前,平安普惠又在自身优势领域的小额信贷业务中,创新的运用了新的金融科技,包括高准确率的人脸识别技术、微表情和声纹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远程面谈与欺诈电网的业务应用、多维度视角的信用认证体系,以及大数据和反欺诈风控模型等,力图将成本更低、进而价格更可被接受,效率更高、从而体验更好的小额信贷金融业务产品提供给广泛的普惠人群。

在如何处理好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与之带来的新型金融风险之间矛盾的问题上,尽管平安普惠走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前列,仍能秉承谨慎态度和高度的风险意识,在具体的金融产品设计与业务落地全流程中,坚持以“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协同方式,提升金融科技的应用价值,同时严控业务风险,保持金融产品与业务的安全、合规,在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很平衡。

三、平安普惠的普惠金融实践

(一)小微信贷领域

在小微信贷领域,通过多年的行业深耕与数据积累,平安普惠发现在现有市场主体服务的金融业务客群外,仍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供给空白。正是看准信贷市场旺盛的需求与结构化供给不足之间的缺口与失衡,平安普惠明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聚焦于客群更为下沉的小微信贷市场,凭借差异化的业务能力,形成有效的错位竞争。

目前,针对在传统金融机构未能充分获得金融服务的普惠人群,包括5.6亿多互联网用户,超过1.5亿的小微商户,以及国内300多个城市的大众消费者在内,平安普惠主要提供两个产品体系:一是以“中小额”、“中高频”为特征的无抵押信贷产品,通过在线申请,系统风评及审批,最快15分钟完成放款,客户体验非常快捷便利。二是相对大额、低频的有抵押信贷产品,辅以有效的顾问服务,并搭配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充分满足小微客群多样化、个性化的贷款需求。

(二)数字“三农”领域

在服务“三农”方面,由于“三农”领域信贷业务存在需求差异大、人群复杂从而需求多样、风险复杂且识别成本高、人群的金融能力弱等特征,任何信贷业务市场参与者都难以通过单兵作战模式开展可持续的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基于此,平安普惠希望复制自己在小微业务领域的成功经验及成熟的“聚合模式”,汇聚各类优势资源,服务“三农”这一更为下沉的普惠金融群体。

2016年,平安普惠先后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向农村创业群体提供免息贷款服务。截至目前,陆续向内蒙古、黑龙江、重庆等地共计6个地方特色农业项目发放贷款;辐射超过200户农村家庭,农户年均增收约1.6万元,为支持当地种植、养殖、手工艺加工等产业创造经济收益,带动农村人口就业脱贫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2018年,为覆盖更广泛的三农人群,平安普惠又与长期扎根农村的农业担保公司以及公益助农组织等专业机构合作,推出面向三农人群的纯信用低息贷款。目前,其与重庆农担合作的低息贷款产品已顺利上线,未来,计划将在内蒙古、贵州、海南等地扩大试点范围。

四、结语

综上,平安普惠在小微业务领域及数字“三农”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平安普惠开创的通过金融科技优化金融服务、通过融资担保增信吸引多元资金支持的“聚合模式”,效果也较为明显。随着金融科技进一步发展及深度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普惠金融领域,金融科技将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促使金融服务进一步下沉,惠及到更为广泛、大众的普惠金融群体。


全文
收起

金融政策持续发力 助力实体经济便利融资

评论 刘康 2019年07月01日

2018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用违约风险持续暴露,金融机构信用扩张受到抑制,货币政策边际宽松所提供的流动性无法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凸显。在此背景下,金融政策持续发力,各级监管机构出台多项措施,有力促进了经济稳增长。

继原中国银保监会于2018年2月份首发外资保险管理条例之后,原中国银监会随即公布《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8年4月份,中国证监会也对外公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一系列金融制度的修订完善,全面体现了监管机构进一步扩大开放、简政放权以及加强审慎监管的理念,也支持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中国市场、提供金融服务,为中外资金融机构创造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

2018年下半年开始,央行积极施策,在负债端从定向降准到全面降准,进一步释放增量资金,为实体提供长期资金、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在资产端则持续推动对小微及民营企业的信用投放。为了实现对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有的放矢的支持,自2018年10月底推出债券融资工具开始,央行便开启了系列便利融资的政策工具创新。债券融资工具的创设有效撬动了社会资金,促进了民企信用债的发行与交易。紧随其后创设的TMLF,则协助企业度过了流动性高峰。2019年1月下旬,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的推出,体现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通过永续债发行补充资本的支持,也有效改善了市场预期。2019年5月,央行宣布对一部分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将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存款准备金率与农村信用社并档,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800亿元。此次降准是建立对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的改革举措,自此,“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率新框架将基本确立,将有利于服务县域的农商行保持信贷投放的平稳有序,并精准、逐步将释放的长期资金悉数投放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监管机构系列创新工具、制度修订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出台,有效应对了当前银行信贷供给仍存在的“三大约束”——资本不足构成的实质性约束,部分银行信贷投放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以及利率传导不畅对银行信贷需求形成的约束,是政府支持实体经济推动便利融资的积极尝试。

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推动的融资便利机制可使中小企业获得包括风险分担、能力发展援助与技术支持在内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一般由政府、开发性机构及私人部门之间协调合作,以实现政府公共资金杠杆作用的最大化。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进行便利融资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增信及技术援助等多种支持,提升其抗风险及贷款能力,进而间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一方面,政府会积极扶持专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以德国为例,超过90%的手工业企业和小型工商企业贷款由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提供。比如,德国储蓄银行就有418家、总资产高达1.1万亿欧元。另一方面,政府会积极援助资金提供机构。比如,欧洲投资基金就向欧盟成员国商业银行、担保机构、非政府机构等提供包括私募股权投资、资产组合担保等在内的多种援助支持,通过拓展合作中介机构的贷款能力,从而间接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第二,政府直接助力企业融资。政府通过实施减税、行业协会帮扶、专业技术培训、政策倾斜、盘活欠款等手段直接支持企业。比如,加拿大出口发展局为帮助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具有良好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定制化出口业务培训;德国工商协会经常定向支持中小企业,对其融资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与信息。

此前,央行推出的债券融资工具和央行票据互换工具,实质就是帮助金融机构担保增信、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并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与贷款能力,加大政策支持的精准度。以央行出资以缓释信用风险、担保增信的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为例,投资者在购买民企发行的债券时,可通过同时购买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来降低购入、持有民营企业债券所承担的信用风险。这一政策工具的安排,显着缓解了投资主体风险偏好与民营企业风险特征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有效改善了民营企业融资的信用环境、疏导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

再以央行票据互换工具的创设为例,商业银行的永续债发行之后,央票的高流动性将会传导给银行永续债,有效提升永续债的流动性。央行通过创设央票互换工具,加之银保监会配合放开险资限制,保障银行永续债顺利发行,将有效提升永续债的流动性,也将成为未来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重要渠道。

5月初,银保监会宣布将推出12条对外开放的新措施,通过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及经营环境,将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提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比如,对外开放新举措推出之后,一些估值偏低、成长性较好的城商行及农商行或将成为外资增资的目标,增强我国金融机构资本补充的能力。又如,随着外资控股金融公司的出现,将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改进,并在国际同业的竞争倒逼下有效提升效率、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提升我国金融机构整体竞争力。政府通过对外开放政策来推动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增强,也可实现间接支持中小企业便利融资的效果。

未来,立足于商业可持续原则,可继续完善政府支持便利融资、做好风险分散及处置机制相关安排,进一步完善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为实体企业提供全流程、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便利融资服务,持续推动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一方面,继续探索融资便利机制。针对实体企业,政府可直接提供风险分担、能力发展支持、技术援助、欠款盘活等一揽子金融服务;行业协会则负责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引导资金流向民营、小微企业。针对金融机构,政府可设立基金用于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强技术培训和分担信贷风险,提升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股权、债权融资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间接有效支持。

另一方面,不断健全风险缓释、分散与处置机制。在健全风险分散缓释机制方面,进一步推动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与推动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发展。比如,推动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进入国债期货市场,推动保险公司进入信用衍生工具市场。又如,在央行推出的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基础上,可借鉴已成熟的保险机制,采取政府准入及补贴、商业银行贷款及风险审核、保险公司、地方政府、发行人共担风险的联动模式,分散金融机构发行CRMW的风险和压力,加大对低评级发债主体增信支持力度。

在健全风险分散机制方面,做好后续资金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安排。一是向参与方直接分散风险。预先分配担保机构与贷款银行之间的担保责任,担保机构设置反担保条款,由多家金融机构共同作为创设人等。二是健全债券担保体系,引入基金和保险完善风险担保机制。三是业务多元化分散风险。扩大担保机构经营领域,允许直接投资、担保费换股权、担保资金在金融市场投资运作等。四是完善信用衍生品交易机制,改善市场风险偏好,促进信用的合理扩张。

在完善违约债券处置机制方面,探索建立债券违约事前预防、事中应急、事后处置等系统性应急机制,建立违约债券的市场化、法治化处置措施和转让交易机制,防止违约产生的负面影响扩散,进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此外,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及处置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改善民企融资环境。


全文
收起

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理论思考及转型趋势分析

论文 胡志浩 2019年06月26日

商业银行网点转型之势已经形成

基层营业网点是同一城市行政区划内设立的分行以下(不含分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营业性支行和自助银行。本文将商业银行网点定义为商业银行进行银行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的营业场所。需要说明的是,不具有独立营业场所,仅提供取款、转账、查询服务的自动取款机(ATM)也属于商业银行网点范畴。

我国的各类银行网点众多。根据《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7》数据,截至2017年末,全国银行网点总数达到22.87万个,其中新增营业网点800多个,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07万个,社区网点7890个,小微网点2550个。而从2014年至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新增网点数量与标准化改造网点数量增速都呈下降趋势,新增社区网点数量基本持平,新增小微网点数量稳步提升,这说明我国银行业网点虽然数量众多,但整体朝着“轻型化、智能化、特色化、社区化”趋势发展。

当前商业银行的功能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存取款业务,而是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特征。商业银行的大部分业务都能在网点进行,实体网点依然是进行银行业务的重要物理渠道。但不可忽视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形式的业务量正快速增长,电子渠道对商业银行网点业务量产生了巨大分流,导致商业银行离柜交易增加。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达2600.44亿笔,同比增长46.33%;离柜交易金额达2010.67万亿元,同比增长32.06%;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为87.58%。

在以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为主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部分商业银行已开始利用移动互联技术谋求网点转型。如中国建设银行在上海市推出的“无人银行”,智慧柜员机、VTM(Video Teller Machine,远程视频柜员机)、外汇兑换机等设备分别承担了业务咨询指导、业务自助办理和现钞实时交易等功能,降低了人力成本。平安银行打造的“智能门店”,客户可通过银行APP、微信公众号、网银等多种途径完成业务预约、填单等事宜,一踏入“智能门店”即可享受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渣打银行(中国)在上海K11购物中心设立梦想体验馆与无现金支行,体验馆里无任何金融产品展示,客户可在体验馆进行各种有趣的体验互动,以此挖掘客户深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农业银行将金融科技与传统ATM机相结合,创新客户认证方式,为客户提供了无卡取款方式,这种方式对老年人特别友好,避免在工资、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发放日,网点出现“白发长队”的现象。

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以竞争为导向的机制会推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产业实践和组织结构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的银行体系发展,因此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富国银行在超市和百货商店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设立超市银行,并采用交叉销售的营销模式,使得网点部署成本远低于独立网点,盈利期限也短于独立网点;荷兰的ING Direct将网点改造成咖啡厅,此举拉近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延长了客户在网点停留的时间;美国的纽约银行在网点举办艺术展览,吸引大量艺术爱好者进入参观,既增加了客流量,又借艺术展览对高质量客户进行了筛选与分流;巴西的Bradesco银行创新开发了智能网点“Bradesco Next”,在银行网点摆放多种智能设备,以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推动网点的智能化建设;美国的M&T银行选择在机场设置网点,不但相对成本较低,且宣传作用极佳,同时可为匆忙的旅行者解决临时性的金融业务。

无论是国内亦或是国外,众多商业银行都已对网点转型展开先驱探索,但商业银行网点是否需要转型,为何需要转型,如何建立合适的绩效评价体系来评估转型前后的商业银行网点效率,需从理论上进行梳理。

论文内容详见附件。


全文
收起

悬而未决的意大利预算危机

评论 汤柳 2019年05月13日


2009年,希腊、意大利等五个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过高触发了欧债危机。其后多年,在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的配合下,经过结构性改革,多数国家实现经济复苏,政府债务水平下降,然而意大利却是例外。欧债危机之后,意大利经济衰退明显,主权债券风险不断攀升,并波及整个欧元区的金融稳定。

2018年9月27日,意大利执政联盟宣布在2019年的预算方案中将公共赤字提高到GDP的2.4%,这一指标与欧盟的财政整固要求明显相悖。消息一出,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大幅震荡,该事件甚至被欧洲专家直接称为“意大利危机”。

一、危机阴霾挥之不去

证券资金大规模流出。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意大利经历了三次大规模资金出逃,其政府债券和银行债券遭到大规模抛售。第一次大规模资金外流发生在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之间,通过证券渠道流出的资金总规模超过1600亿欧元。第二次发生在2016年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之后。2016年12月当月,共计310亿欧元意大利证券遭到抛售,创下该国单月资金流出的历史最高纪录。第三次资金外逃发生在2018年5月民粹主义政党联盟上台以后,5月、6月单月的证券资金外流规模分别为345亿欧元和429亿欧元,再次刷新纪录。目前,抛售意大利证券的势头虽然有所缓解,但仍在持续之中。

主权债务风险与银行体系风险相互关联。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推高了贷款成本,抑制了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从而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主权债务风险还波及银行信用,导致储蓄开始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储户将自己的储蓄转移到瑞士,意大利家庭私人财富净值的均值已经从2010年的25.8万欧元下降至2016年的20.6万欧元。此外,欧债危机之后,意大利的银行迄今已增持了1300多亿欧元的本国政府债券,如此巨大规模的高风险政府债券严重威胁到银行的资产质量。欧元区金融市场风险加剧。欧元区各国高度的金融关联度增加了危机扩散的范围。作为意大利的重要金融伙伴,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银行持有的意大利各类债权分别占本国GDP的45%、25%和10%。意大利风险压力的扩大必然波及各国。意大利提出预算预案之后的9月28日,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股票指数以及欧元指数均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如果意大利形势持续恶化,欧元区各国的金融市场恐难独善其身。

二、意大利预算危机的根源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过于依赖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意大利财政支出不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意大利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60%,到2017年上升到131%。从公共投资来看,自1960年以来,意大利的公共投资存量与GDP的比重不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60%,远高于德国和法国。此外,一直以来意大利的财政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十分有限。

生产率低下拖累意大利经济增长。意大利央行的研究数据表明,自加入欧元区以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有时甚至为负数。其中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小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意大利的小微企业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创新能力都较低,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受到了来自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烈冲击。二是人力资本不足。意大利教育体系的表现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尤其是意大利南部的贫穷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源匮乏。三是政府的制度效率较低。长期以来,意大利民事诉讼程序冗长,税收制度繁杂,导致意大利政府效率低下,对企业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显着的抑制效应。

(二)统一货币的脆弱性

意大利危机也反映了欧元的脆弱性。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Adair Lord Turner)认为,欧元区的金融不稳定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的无效率和不稳定,二是欧元区政治设计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统一货币促进了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但也加剧了私人资本的无序流动。欧元启动以后,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在1999~2009年的十年之中,意大利总体信用规模迅速扩张。意大利政府债券流量与GDP之比从86.8%上升到110%,企业贷款和居民贷款与GDP之比也分别增长了1倍和5倍。当风险开始暴露的时候,私人资本又迅速逆转,信贷急剧收缩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导致其容易发生公共债务问题。因为公共债务是由“亚主权”的成员国发行,但它们没有货币创造能力,无法将公共债务转为货币化融资,因此发债成本要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主权国家。对于向来财政负担过重的意大利来说,公共债务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三、意大利危机的发展趋势

目前,意大利的局势暂时趋于缓和。

2018年12月19日,意大利就预算问题与欧盟达成协议,同意将预算赤字与GDP的目标比例降至2.04%。尽管受英国脱欧的影响以及右翼民粹势力的壮大,近年来意大利脱欧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基于脱欧成本巨大,目前留欧的支持率仍然略占上风,因主权债务问题而主动脱欧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从意大利政局和经济改革以及欧盟经济治理的发展前景来看,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因素并未完全消除。

(一)积极因素

意大利当局和欧盟均表达了加强意大利财政整固的要求。在欧盟方面,2017年7月,欧盟在关于财政评估的报告中提出,意大利应“通过实质性的财政努力, 达到稳定增长条约的有关要求”。在强调紧缩财政的同时,欧盟也充分考虑财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示“应考虑到持续增长的恢复,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此外,欧盟还提出了扩大税收来源的建议,包括推进意大利私有化进程、重新开征高收入家庭在全球范围的居住税、扩大电子发票使用范围以减少偷漏税的可能等。意大利也曾有过整顿公共财政的成功案例。1992~2001年,为了加入欧元区,意大利的各届政府均把改善公共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实行增税和削减开支的措施,从而一度降低了赤字与公共债务。目前,基于欧盟的压力以及意大利财政支出的实际状况,意大利当局已经明确承诺将在未来确保政府债务赤字将逐年下降。为了进一步防止意大利和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持续扩大,意大利近期提出把国内私人财富作为抵御未来冲击的重要缓冲,鼓励私人资金转向公共债务。

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受到广泛重视。2016年,意大利启动了“国家工业4.0计划”,直接对投资和先进技术的投入实施减税补贴,加强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加强数字科学的教育、培训与应用等等。意大利央行也对未来如何深化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案,内容主要包括:鼓励企业引入股权投资,提高现代管理技术水平;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强化竞争淘汰机制;引入教育评估体系,提高教育培训水平和灵活性;加快不良贷款处置,提高放款质量和放款规模;加快公共管理体系的改革,建立数字基础设施;等等。此外, 为了推动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欧盟设立了结构改革资助方案,并在预算中增加结构改革的资金。

欧盟的统一治理改革有助于欧元区的金融稳定。2010~2016年,欧盟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便利”(EFSF) 和“欧洲稳定机制”(ESM),为5个成员国提供了共计2545亿欧元的金融支持。目前,欧洲稳定机制已经对防范意大利危机做好了相应准备。随着单一监管机制的启动,欧洲央行获得了对欧元区大银行的监管权力,辖内银行一旦出现资金短缺,就可以向欧洲央行申请预防性注资。此外,欧盟还启动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旨在提高并优化银行资本金水平和结构,加强银行服务经济的力度。IMF的最新数据表明,意大利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2017年底的14.4%下降到了2018年6月底的 9.9%,成为欧债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时期。

(二)消极因素

意大利政局的不稳定。长期以来,多党林立的意大利一直处于政府更替频繁的局面,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得意大利屡次错失经济改革与发展良机。此外,意大利政府始终处于安抚国内民众和兑现欧盟承诺的两难之中。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通过承诺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保障、降低统一税率等主张获得了民意支持,但这些承诺又与欧盟要求的财政约束方案相冲突。为了在民众愿望和欧盟要求之间实现平衡, 联合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很可能进退维谷,从而增加了意大利未来的不确定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加剧,意大利的养老金支出将在未来20年达到峰值,这也必定会阻碍意大利降低公共财政支出的努力。

平行货币的提议增加了市场对意大利脱欧的猜测。2018年5月,意大利联合组阁的两个民粹主义政党提议发行名为mini-BOT的小额无息政府债券,以偿还政府对供应商和债权人的欠款。这一提议引起了市场对意大利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这种具有平行货币性质的政府债券也被市场解读为意大利脱欧的信号。

欧盟财政一体化的缺位。一方面,2012年,欧盟建议将危机时期的“欧洲稳定机制”转变为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欧洲货币基金”。目前,这一建议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其中主要的矛盾在于成员国对于基金规模以及欧盟管理权限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2012年推出的银行联盟的三大支柱中,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单一监管机制(SSM),而涉及共同财政的共同存款保险机制(EDIS)以及单一清算机制(SRM)尚未真正落实。因此,真正实现欧元区财政一体化仍然前景渺茫,这无疑是意大利彻底走出财政阴霾所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全文
收起

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文献综述

论文 胡志浩 2019年03月14日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众多经济体陷入衰退困境,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得到广泛实施,但多年来效果微弱,复苏乏力,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根据历史经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通缩型大衰退一般程度较深,恢复时间较长。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直至爆发的结果;由于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敞口或存在业务关联,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是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和扩散,威胁金融稳定。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事前,美联储对次级债务风险做出了严重误判,认为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风险。事实上,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大量持有次级债务相关的MBS等有毒资产,金融体系为经济的虚假繁荣承担着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后,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受到了高度重视。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要求能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准确的动态评估。IMF-FSB-BIS(2016)联合报告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时间和横截面(结构性)两个维度:时间维度是指金融体系风险随时间积累而产生的脆弱性,主要包括信贷总量和资产价格过度增长等宏观脆弱性、家庭和公司信贷增长等部门脆弱性、以及金融部门期限和外币错配累积的脆弱性;横截面维度是指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及相关的风险分布所产生的脆弱性,主要是金融机构(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的关联性风险,以及某一机构倒闭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

学术论文内容详见附件。

全文
收起

中美贸易摩擦下如何理解稳金融:基于汇率与国际收支视角

评论 林楠 2019年01月23日


2018年中美贸易战不期而遇,从中短期贸易纠纷到长期大国博弈,对抗程度不断加深,长效机制亟需建立。伴随冲突不断扩大,我国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提升。针对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新要求。中美贸易摩擦下我国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落实,合理引导发展预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已日益紧迫。

一、贸易摩擦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我国“十三五”时期中美博弈下的一场遭遇战、持久战和攻坚战。所谓遭遇战,即不期而遇,预判不足。对此,市场也经历转变,从2018年3月至5月的不相信中美贸易摩擦会爆发,到现在相信是不可逆转。所谓持久战,即考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从中短期内贸易纠纷到长期大国博弈,伴随冲突不断扩大,对抗程度不断加深,长效机制亟需建立。所谓攻坚战,即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增大。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会影响市场预期,而且从贸易、投资、生产链和资金等多层面冲击经济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已明确指出,在贸易不确定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正在收紧,贸易战下紧张局势的加剧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挫伤金融市场的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会破坏全球供应链,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

实际上,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是以贸易战为“中间抓手”,“虚实相济”、“上下兼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同时产生影响:从对经济发展影响看,旨在打压中国外需,扰乱市场预期,以期让中国经济“硬着陆”。值得注意的是,从对产业链的影响看,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摩擦,在生产层面,要让中国让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位置,以重塑全球供应链;在市场层面,挤压中国的世界市场份额,并将外资逼离中国,回流美国;在货币层面,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以继续维护美元霸权;在金融层面,冲击投资者信心,并带来跨境短期资本异动困扰,破坏国际收支基础平衡。

从各方反应看,2018年3月之前中美双方都曾出现误判,但是随着贸易战正式开打,我国国内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伴随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落地,我国国内股市汇市开始下跌,伴随2018年10月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打贸易战两败俱伤的结果开始显现,市场已开始认真对待中美贸易摩擦威胁。

二、汇率和外汇储备是观察贸易摩擦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重要参数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前,人民币汇率“去美元化”就已开启。“十三五”以来,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看(直接标价法),其与实际美元指数(间接标价法),走势上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即同一标价法下,两者是“负相关”:实际美元指数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从人民币有效汇率看(间接标价法),自2017年5月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在同一标价法下呈现负相关。这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以的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实际上是“十三五”时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整体上,“十三五”期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92到98区间内基本稳定。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动态看,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外汇市场影响,基本上总体可控,即没有出现大幅剧烈变化。从汇率走势看,伴随2018年4月美元再次走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经历了“先升后贬”的调整。其中,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贬值与市场开始认真对待贸易战威胁有关,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与资金流入境内有关(如在资管新规下,国内企业资金紧张,迫使其把境外资金调回境内,或在境外市场筹措资金,从而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从CFETS市场调整幅度和发生时点看,均发生在中美相互开征关税之后且幅度较大,这暗含了中美贸易摩擦迫使外汇市场参与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外贸和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前景。

进一步考虑外汇储备,从而无论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根本上都是为了保信心,恢复市场信心,只有稳预期,才能最终保住汇率、稳住储备。对此,从表征短期货币错配的指标,即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来看,在近年来仍不断持续增长,该指标2018年6月比2016年6月的增幅已超过10%。亚洲金融危机经验教训表明,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相对较高(甚至有上升的情况),危机爆发以后该指标迅速下降。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也曾在2015年3月后大幅跳升而后2015年9月又开始持续回落。值得注意的是,该过程与我国2015年经历的股市汇市动荡,及2014-201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三者时间节点上重叠。

三、国际收支是观察贸易摩擦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关键维度

“十三五”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始终处于合理区间,并且中国外部不平衡的重要特点(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也已根本改变。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已首次出现逆差,且后续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总体上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在收窄,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度进一步降低,经济下行的外部压力在增大。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实现国际收支基础平衡可持续。

与此同时,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资本和金融账户已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主导因素,而其中的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动则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最主要部分。为此,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使用的以国际收支平衡表衡量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即非直接投资形式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资)来表示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见图1)。目前,我国已改变2014年中期以来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持续流出的局面。进入“十三五”时期,特别是2017年以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见图1),体现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

11.png


全文
收起

私人数字货币能否重现自由银行时代?

评论 胡志浩 2019年01月22日


一、数字货币中的私人发行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密码学兴起的一种新型“货币”——数字货币,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货币”既不同于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使用虚拟货币(例如各种游戏中的代币),也不同于当前广泛使用的存在于电子账户的电子货币,它是一个在区块链上以密码学方式形成的不可篡改和去中心化的共享总账,其货币的产生和发行来自于程序的预先设定。

数字货币的分类有许多视角,如果按其作用看可分为四类:“货币”类,指在区块链领域充当“货币”,解决价值传递的问题,如比特币等;平台类,解决技术承载,实现智能合约的运行,如以太坊、EOS等;应用类(DAPP,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指在平台类部署应用,实现一定的功能需求的数字货币;特殊资产类,指锚定数字资产的数字货币,如USDT和GUSD等稳定币。同时,不同的数字货币有着不同的生成算法,这些共识算法就是数字货币产生的方式,目前这些具体的算法已经超过30种。

尽管这些数字货币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通过各种区块链技术,采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利用预先设定好的电脑程序和防篡改的共享总账作为技术支持,以达成参与者的普遍共识而形成,并且这些货币产生的途径都是私人发行。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也十分关注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并密切关注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甚至已有少数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但法定数字货币广泛运用还有许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目前,大家对于数字货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上。

从2009年1月第一枚比特币被创设出来,到2013年,所有数字货币的总市值大约为10亿美元,但这期间数字货币并没有交易。2013年末,数字货币交易市场开始活跃,2014年1月还出现过日交易额突破1亿美金的情况。随后,数字货币这个小众市场默默地成长,2016年6月市值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真正的热潮发生在2017年,数字货币总市值由2017年初的170亿美元左右迅速攀升到2018年1月7日8233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值。但随后风险偏好发生逆转,数字货币价值急剧下跌,2018年2月6日,数字货币总市值迅速回落到2812亿美元。截至2018年10月底,全球数字货币共发行2089种,总市值为2057亿美元,日成交额117亿美元。在全球数字货币的总市值中,比特币占比53.64%,以太坊占比10%,瑞波币占比8.8%,比特币现金占比3.6%,莱特币占比1.46%,其余币种的占比均低于1%。

近一时期,虽然数字货币的炒作热潮暂时得以平息,但仍有许多投资者对于“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推崇备至。一些观点认为,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全面取代现有货币体系,成为未来经济金融的枢纽。他们甚至认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私人数字货币将使人类重返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实行过的自由银行制度。

二、历史上的自由银行制度

自由银行制度(Free Banking)指的是在18、19世纪西方许多国家曾出现过的由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央银行或者国家银行并没有垄断货币发行权,而是由私人银行竞争性地发行货币。最极端的自由银行制度是国家完全放弃对私人银行货币发行的限制,由消费者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市场的竞争来约束私人银行的行为。

最典型的自由银行制度莫过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苏格兰银行体系。苏格兰议会于1695年授权成立苏格兰银行,1727年授权成立苏格兰皇家银行,1746年授权成立第三家银行英国亚麻银行。在此期间,由于其他城市如格拉斯哥对银行业务需求增加,大量私人合伙制或者无限股份制银行相继成立。到19世纪初,苏格兰的银行已经网点密集、竞争激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银行体系。无论是上述三家有限责任制银行,还是其他为数众多的合伙制或者无限责任股份制银行,都拥有发行银行券的权利,但却没有一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被认定为法定货币,所有的银行券都能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这句话与后面的实际情况有矛盾,建议删掉)

亚当.斯密与劳伦斯.怀特等学者对自由银行制度赞赏有加,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促进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同时银行业本身也保持了更好的周期稳定性,即使在危机中,也少有银行破产的困扰。但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自由银行时代,苏格兰银行业扩张和收缩同样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一百年时间里,苏格兰大约经历了13次危机。其间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征十分明显:在经济高涨时,信贷扩张;在危机和衰退时,信贷急剧收缩。自由银行体制并未给经济波动带来任何稳定作用。其次,自由银行的发钞机制面临铸币准备不足的压力。18世纪,苏格兰银行体系的铸币准备率还能保持相对充足,到18世纪末,自由发钞的铸币准备率大约为20%;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铸币越来越紧缺,整个银行体系的铸币准备持续下降到1%~3%的水平。此外,银行券的兑换总是遭遇困境。虽然每家银行都发行标明铸币价值的银行券,但自由银行时代时常遭遇兑换危机。由于铸币准备的不足,苏格兰历史上多次停止过银行券的兑换。在铸币暂停兑付之前,苏格兰的所有银行都挤满了要求兑付黄金的存款人和要求兑付白银的小额票据持有人。银行家们认为这些人在趁火打劫,甚至称之为社会中“最低等和最无知的阶级”。在挤兑压力下,苏格兰银行业精心培育起来的客户的信任以及对黄金需求的抑制被迅速瓦解。1844年,《皮尔法案》的实施最终使得自由银行制度走向崩溃。由此可见,自由银行制度是运用信用关系创造货币的一种自发的探索,一旦人们意识到集中的货币信用发行能更为便捷地达成社会共识并降低金融体系的交易成本,自由银行制度便失去了存在意义。

当前的私人数字货币发行与历史上的自由银行制度貌似有些相同,参与者能够不受当局的约束来自由发行“货币”。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自由银行制度发行的基础是铸币准备,这需要大量的贵金属准备;而数字货币的发行则基于共识。另外,自由银行发行银行券时,已经包含了银行信用,这是基于铸币准备的信用扩张;而目前的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基于共识的贡献,并不能产生信用扩张的效果。

三、从货币的本质来看私人数字货币

对于货币本质的讨论最早包括货币商品说和货币名目说两类观点。等到全面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尤其是纸币价值与黄金完全脱钩之后,货币商品说基本就销声匿迹了。信用货币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货币是所有者之间关于交换权的契约,货币就是在商品和劳务的支付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再看私人数字货币,其发行基础是参与者基于共识算法为整个共享总账提供的贡献。以比特币为例,它就是挖矿者通过共识算法为整个共享总账提供了记账工作的证明,记账是一种工作付出,基于此获得的数字货币就是工作成果的证明。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数字货币就是一种工作或者付出的证明符号。

货币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私人数字货币离货币的本质就相去甚远了。首先,数字货币无法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目前数字货币的价值仍需要用法定货币来标记,并且其自身价值波动剧烈。2010年5月22日,一名持有者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一个25美元的披萨饼,到2017年12月17日,一个比特币的价值已攀升到19576美元。自身价值的不稳定性,使得数字货币根本无法充当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数字货币只能被视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其次,价值不稳定的资产也无法成为合适的流通媒介。自身价值剧烈变动,使得数字货币即使作为一种资产也存在极大的风险,自然也无法成为商品交换中的流通媒介。此外,数字货币也无法实现货币和信用之间的平衡关系。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带来对货币需求的不断扩张;而与此同时,经济对信用的需求也必然不断增长。信用货币的出现,恰好在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使得现代经济在满足信用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货币供给的不断增加。如前文所述,数字货币并不具有信用特征,其势必也不可能搭建起货币与信用之间桥梁。

也有观点进行了大胆的假设,认为区块链技术未来会极大消除信息不对称,基于该技术的数字货币会贯穿生产和交换的始终,届时将不再需要现有的货币形态。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对数字货币的讨论就已经超越了现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全文
收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货币相关问题探析

论文 林楠 2019年01月16日

马克思对于世界货币的分析,是其有关国际金融分析的基础( 陈岱孙和厉以宁 1991) 。对于世界货币与国际货币,从概念上看,两者有所不同: 国际货币,是指为国际间经济活动服务的货币;世界货币,是指世界各国或多国共同作为正式货币而在国内流通和国际交易中使用的同一种货币;一般而言,世界货币高于国际货币,即国际货币不一定成为世界货币( 韩文秀 2011)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金银等贵金属是世界货币的承担者。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在当今时代,世界强国的国家信用货币主导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特别是伴随美国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体现出的新金融特征( 即美元霸权) 已进入货币帝国主义阶段( 赫德森 2008) ,当前国际货币问题已日益重要,与之相关的国际货币秩序研究也刻不容缓( 陈彪如 1991) 。

一、马克思从世界市场考察国际信用制下的货币流通

在货币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世界货币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世界货币,是在商品流通超出国界后产生的。马克思创造性地归纳出货币的五种职能,但是对于货币职能,马克思在叙述体系上却不是并列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货币或商品流通”的结构如下: 1. 价值尺度; 2. 流通手段; 3. 货币: (a) 货币贮藏、(b) 支付手段、(c)世界货币。对此,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而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才产生的,至于世界货币,则是在商品流通跨越国界后才产生的。这表明货币的五种职能是由逻辑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 薛荣久 2013) 。

(一) 世界货币是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真金白银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必须是贵金属。《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指出,“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的是金属铸币流通,尽管在流通界除金属铸币及与金属铸币相联系的纸币外,还有汇票、银行券等信用工具,但是在世界货币职能上,始终需要物质货币,即金和银( 陈岱孙和厉以宁 1991)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并且马克思还指出,“在实行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无须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

(二) 贵金属在国际间的流通与信用货币之间的关联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作为国际货币的贵金属,其在国际信用制度下的流通,即金或银在国际间的流通( 薛荣久 2013) 。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贵金属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大体上可用该国中央银行金属准备金的增加和减少来测量: 若中央银行金属准备金增加了,表明贵金属的流入,相反,央行金属准备金减少,表明贵金属的流出,并且这种测量准确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银行业务集中到什么程度( 陈岱孙和厉以宁1991) 。这是因为对信用货币(即用以代替金属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信用凭证)而言,作为最重要的信用货币,银行券代替金属货币进入流通,是信用制度下货币流通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如果通过发行银行券来代替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则国内流通中的准备金就不必要了,这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外流。另一方面,从贵金属在国际间流动产生的影响看,其作为借贷资本,贵金属在国际间流动自然会影响到国内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从而会影响到利息率的高低和整个资本主义信用( 薛荣久 2013) 。

(三) 世界市场事关国际交换关系和国际流通过程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商品交换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 薛荣久 2013) 。正如马克思所言: “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从国际交换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要小。”对国际流通过程而言,马克思认为,在金银作为世界货币所具有的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并且“不同各国流通领域之间商品交换越发展,世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平衡国际差额的职能也就越发展。”

(四) 贵金属的国际流动与汇兑率关系很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作为世界货币时,一国的货币就抛弃了它的地方性; 一国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还原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李慎明 2013) 。在金本位制下,汇率是两国货币以其内在的含金量为基础而确立的交换比例( 薛荣久 2013) 。从世界货币的流动看,马克思指出金银在各国间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贵金属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而这又是一种随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 陈岱孙和厉以宁1991)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当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输出到全世界时,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会“直接影响汇兑率”; 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 薛荣久 2013) 。换言之,除了两国货币价值本身的相对变动以外,只有足以影响外汇收支状况的因素才会影响汇率,而一般的资本输出则不会对汇率产生影响( 陈岱孙和厉以宁 1991)。

学术论文详见附件。


全文
收起

新金融发展与产教融合

评论 胡志浩 2019年01月1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也包括金融产业,意味着我们人力资源培训要适应新时代金融需要,要着眼于未来金融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源泉归根结底就是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根本是人。现在金融业也在实行供给侧改革,去除掉无效的金融供给,这里面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人来实施。

对于新时代金融人才的需求,我们存在困惑的同时,也一直在探索。

第一,面临当前的金融防风险任务,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人才?当前,金融体系内有600万正规从业人员,而各类金融从业人员不低于2000万人。在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些人员面对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转型形势,都有非常大的金融培训需求。

第二,对未来要走向金融行业的人才如何进行培训?目前,每年约有800万应届毕业生,其中,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占35%,近250万人在金融管理领域学习。这些人最终能否进入相关行业有待于其对自身事业的选择,但是这些人在教育体系内接受培训,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人才培训相对于金融专业人才培训,是不是要有所区别?

研究型和实务型人才怎么定位?金融行业的金融研究与金融实务虽然联系紧密,但是其要求还是略有不同的———研究型对于抽象思维要求高,实务型对于创新要求高。

第三,《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意味着产教融合达到2.0时代,这就需要有新科技融入教育体系。对于金融领域,我觉得要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遵法守信。所有行业都要求有职业道德,金融行业对此尤为重视,金融行业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相关决策不仅影响到自己和企业,甚至影响金融行业和社会。一家金融企业的问题会引起整个社会对于金融行业的担忧。

二是尽职敬业。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要有所区别,到金融行业不一定就意味着“挣大钱”,因为它也具有一定的匠人精神,很多情况下是职业操作,要尊重职业、热爱职业,而不是来就“挣大钱”的。

三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要在符合法律法规情况下,进行金融创新。在金融教育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引导甚至借鉴国际经验。

总的来讲,我们的目标是要培育出面向新时代开放经济下的新型金融人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总书记说到,我们金融开放步伐只会快,不会慢,未来更多金融机构要“引进来”,同时也会有更多金融机构要“走出去”。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其实需要大量的金融人才,双向流动对金融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业产教融合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机遇。


全文
收起

中美股市行情分化,蓝筹风格鲜明

报告 胡志浩 2018年12月20日

——2018年三季度股票市场运行报告


一、市场整体运行情况。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的数据显示,沪深两市总市值53.33万亿元、自由流通市值19.05万亿元,同年初相比分别减少13.29%和16.24%;同二季度相比,环比分别减少3.06%和3.59%。沪深两市自由流通市值占总市值的比例为35.73%,较二季度下降0.31%。2018Q3,除上证50上涨以外,市场常用的股票指数延续二季度的下跌趋势且有所扩大。其中上证50上涨幅度为5.11%,创业板指跌幅最大为-12.16%。整体来看,2018年三季度市场探底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市场担忧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二是海外不确定因素压制风险偏好,市场预期普遍悲观使得各大指数持续下跌,触及历史底部区间。而蓝筹股由于在业绩上具有确定性,且相较于创业板和中小板的高估值,上证50与历史低点估值相近,因此造成上证50的回升。就A股市场而言,上证50占整个上证指数市值比例近半,一旦企稳反弹,上证指数有望得到一定支撑。

从振幅来看,除中小板以外,各大核心指数振幅均有所下降,股市震荡幅度有所收窄。数据显示,股市整体成交持续低迷,成交数量环比增加0.77%,成交金额环比减少20.09%。2018年三季度,股价上涨的上市公司的比例提升显着。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最近五个季度,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持续向机构化转变。

二、市场运行效率。流动性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平均月换手率较2017年明显下降,整体流动性有所下降。横向对比来看,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台湾和韩国股市相比,我国股市的月换手率仍然较高。Amihud非流动性指标显示,2018年三季度三个月平均ILLIQ为16.50较上一季度上升了26.24%。ILLIQ低于均值的板块有10个,流动性排名前三的板块为化工(4.74)、电子(5.07)和医药生物(5.42);ILLIQ高于行业均值的板块有10个,流动性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休闲服务(65.66)、综合(59.96)和纺织服务(30.22)。

波动率方面,三季度波动性相比二季度大幅回升。短期收益率波动上深市较沪市更加明显,创业板综(1.51%)和深证成指(3.43%)分别在日、周收益率标准差上排第一;月收益率标准差结果显示,沪市相关指数收益率波动性大幅上升,上证综指排名由二季度第三(3.48%)升至三季度第一(3.69%)。横向比较数据表明,标普500、恒生指数、上证综指、深证成指等指数的季度收益率标准差今年前三季度集体反弹。2018年三季度,各行业CSSD指标均值为0.81%,较二季度均值0.82%略有下降。A股市场三季度仍维持盘整为主,未出现羊群效应。

365棋牌是什么点卡充值市场效率方面,受IPO审核节奏放缓和审核标准趋严等因素影响,IPO融资规模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下滑明显,其中三季度环比下滑55.89%。通过增发、配股和发优先股等方式进行再融资的企业融资规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前三季度整体同比减少6.13%,三季度环比增加130.82%。Jeffrey Wurgle指标显示,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前5个行业分别是机械设备(1.35)、房地产(0.59)、汽车(0.59)、采掘(0.41)及电子(0.14),资本配置效率后5位分别为轻工制造(-1.12)、电气设备(-0.41)、钢铁(-0.19)、纺织服装(-0.02)及公用事业(0.03)。2018年三季度,各行业与万得全A指数日收益率的拟合优度计算结果显示:机械设备(0.91)、商业贸易(0.91)、轻工制造(0.90)、化工(0.90)和电气设备(0.89)行业股价波动与市场同步性较高;钢铁(0.47)、银行(0.55)、休闲服务(0.56)、国防军工(0.57)和农林牧渔(0.58)股价与市场同步性较低。通过对比股票长期收益率方差与短期收益率方差的比值表征的市场效率系数,我们发现,A股整体向市场有效的运行机制进化,三季度上证50、沪深300市场效率系数分别为1.08和1.10,最接近市场有效;综合前三季度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深证成指的市场效率提升明显,接近于1,创业板综其次,沪深300第三。随着三季度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经济增长与政策周期分化,新兴市场受到冲击。美国经济增长强劲,9月加息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提升,美元流动性快速收紧对其他经济体形成冲击,特别是新兴市场承受较大的资金外流压力,三季度A股持续下跌,相反三季度美股却持续走强。与2018年二季度相比,中美股市联动性出现显着下滑。同香港股市相比,上证50与恒生指数r值为0.36也出现大幅下滑。

三、市场投资价值分析。同13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的代表性指数进行相比,截止到2018/9/30,沪深300指数P/E(TTM,下同)为12.73X,P/B(LF,下同)为1.68X。横向对比全球其他主要市场,我国P/E估值低于全球(13个经济体样本)平均水平(15.37X),P/B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4X)。中美对比显示,我国小盘成长股估值高于美国,相对估值高于美国的态势在逐渐收窄,而大盘蓝筹估值低于美国,但部分差距在不断收窄。随着两国资本市场估值体系接轨,不同风格股票估值存在上修(下调)空间。

历史数据表明,我国股市的风险溢价水平波动较大,自2016年初呈下降趋势,2018年初接近低点,由于指数在三季度的快速调整,沪深300风险溢价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增速放缓。通过计算夏普比率,我们发现在上证50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沪深300和标普500以及创业板综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对比中,沪深300和创业板综的夏普比率均低于历史均值,尽管较二季度环比小幅反弹,但沪深300和创业板综的夏普比率仍为负值。上证50、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夏普比率均为正值,除了纳斯达克指数之外,上证50、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的三季度夏普比率环比显着上升。

横向对比国内的上证50、沪深300、创业板综、上证综指、深圳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7个指数,结果显示,除上证50外,2018年三季度国内主要指数的夏普比率均低于历史均值水平,超额收益均为负值。环比数据显示,除了中小板指的夏普比率持续下滑以外,上证50、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300、创业板指和创业板综的夏普比率均呈现先降后升的反弹态势。其中,上证50三季度夏普比率的反弹幅度最大,市场分化的风格鲜明。

报告内容详见附件。


全文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