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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由国内外顶尖的金融、技术、法律专家等组成,围绕国内外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的理论、政策、实践,开展前沿性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心所关注的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中心基于国际视野,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流,打造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平台,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安全技术在金融活动中的应用。

中心专家:杨涛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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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无国界货币充满挑战

评论 王永利 2019年08月16日

Facebook(简称FB)于6月18日发布其加密货币Libra(天秤币)白皮书。白皮书开宗明义声明,其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声明Libra是由FB独立的子公司Calibra发起的,由一篮子货币作为支撑(储备),由独立的基金会(注册在瑞士,成员单位将达到100家)而非FB独自管理,在区块链平台上运行的稳定币;计划在2020年正式推出,同时配备名为Calibra的数字钱包,推出独立的APP。

白皮书一经发布,其“无国界的货币”(GlobalCoin)、“为数十亿人服务”的提法,即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在中国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似乎认为这一愿景已经实现或者肯能能实现,认为Libra基金会将“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的全球中央银行”,“Libra将定义货币史新坐标”,“Libra未来有望成为集央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体的超级银行”,“Libra将对传统主权货币体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产生颠覆性影响”,“Facebook发的不是币,而是世界变革的信号弹”,将增强美国数字货币的全球霸主地位;“中国再不赶紧行动,将失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和在数字经济时代应有的影响力”等等,其中不乏望文生义、脱离实际、惊世骇俗之词,亟待甄别。

其中,一个突出的重点是,如何从“Libra与链生币、法定货币关系,其挂钩的一篮子货币如何构成、如何管理”等多维视角,去看待无国界的全球币。

显而易见,有储备资产支撑的Libra不同于比特币一类没有储备资产的链生币。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令人惊恐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后,很多人对现行的国家主权(法定)货币,以及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中心货币的体系充满诟病,认为应当将货币的管理权从国家货币当局或政府手中剥夺,交给上帝或民众自主管理。于是,2009年初,有人推出了运用区块链分布式技术,按照系统设定的算法规则,非国家主导的网络链生加密数字币——比特币,之后又催生了以太币、莱特币等越来越多的缺乏法律保护财富支持的链生币,一度让不少人认为,这将实现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形成超主权世界货币,将成为信任的机器(不认识的人就可以发生经济往来)、价值互联网,将再造社会组织和生产关系,颠覆或取代现行的国家法定(主权)货币体系,催生全新的数字经济(通证经济)与平等公正的美好世界。有人甚至将其上升到哲学、神学的高度狂热吹捧。

但十年来真实的现实,慢慢的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比特币一类网络链生币,并没有真实的价值或资产作为支撑,其价格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很容易大起大落,难以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本质定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炒作的虚拟资产,但难以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

于是,一种用法定货币作为支撑的网络加密币——“稳定币”开始出现。例如,先后出现的由网络公司发行的USDT、GUSD,以及今年2月摩根大通银行发布的JPMcoin等,都是与美元1:1等值挂钩的稳定币。所谓“稳定”,是指保持其与法定货币的比值稳定不变。

这种稳定币,并不是像比特币一类全新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只是挂钩法定货币的专用代币,就像在中国,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但仍有一些单位有食堂饭菜票(卡),一些商场有购物券(卡)一样。这种代币是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专用币,是不可以流出设定的业务范围自由流通使用的,否则,就会冲击法定货币的稳定,必要受到货币当局的严密监管。

一、挂钩篮子货币

与已有的只与单一法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不同的是,Libra被设计成与数种法定货币(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当然,目前尚未披露其货币篮子的构成和管理规则,但直观感觉,这可能类似IMF的SDR。

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超主权货币研究上,就有人对改革SDR,发展eSDR,使其能够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进行研究或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难以得到世界最强国家支持的情况下,目前基本上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

Libra不是与单一法币等值挂钩,而是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其难度大大超过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做法,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认为,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就使得这种稳定币的代币性质非常明显,难以成为可以独立运行的无国界全球币,难以摆脱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和归避单一国家法律监管。同时,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也可能更方便持有篮子内不同法定货币的人兑换稳定币。

但无论是只与单一法币挂钩,还是与多种法币挂钩,其本质上都是在各自网络社区或平台上运行的法定货币的代币。

作为法定货币的网络代币,稳定币从逻辑上就不可能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

同时,这类与法定货币挂钩,而不是与链生币挂钩的稳定币不断推出,说明这些大型机构已经不再接受或信任比特币一类的链生币,从根本上说,这也不可能对比特币等着链生币产生利好结果,如果Libra真能像宣传的那样成功流通,甚至可能给比特币一类链生币带来重大冲击!

二、撼动法定货币?

有人认为,货币一开始根本就不是政府主导的,只要人们信任和接受,任何物品都能成为货币,所以,比特币一类链生币,尽管不是现实的物品,一样也能成为货币。

也有人认为,就像纸币一开始也是以黄金等金属货币做支撑的(金属本位制),但在得到广泛认可后,就脱离金属本位,转变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一样,类似Libra这样的稳定币,一开始可能需要以法定货币做支撑,但到一定程度,完全可能脱离法定货币而独立运行,成为真正的超主权世界货币。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

货币在实物货币阶段,确实不是政府主导的,但现在货币已经彻底转化为信用货币了。货币从自然实物货币发展为规制化金属货币,再到金属本位下的纸币,进而到去金属本位制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其演变是有深刻的规律和基本逻辑的,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由国家暴力推动,或以国家税收作为支撑的。

其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货币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丰富,但货币最根本的本质和职能还是价值尺度,而且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将货币从社会财富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即要努力使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可以得到法律保护的可交换财富的规模相对应。其表现就是社会物价总指数的相对稳定。

由此,黄金等原来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就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货币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财富的价值对应物或表征物。货币的投放,除了央行购买必要的货币储备物,如黄金、外汇等,以期确定货币币值(价值尺度)并赢得人们的信任外,更多的则是通过借贷负债的方式提供货币。而社会的货币借贷负债,则反映出人们对社会财富的预期。货币总量是可以调节的,而不是事先确定或完全受制自然物质的供应量,而是可以根据财富规模的变化灵活调节的。因而又产生了“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行为,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当今社会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之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信用货币不是建立在政府本身的信用上(不是政府或央行的负债),而是建立在国家财富基础上,建立在政府率先使用和人们信任货币当局对货币总量的管控上。

正因为信用货币是建立在一国货币总量需要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可以用法律保护的财富基础上,所以,信用货币也必然要与国家主权和法律密切相联,也被叫作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实施货币的非国家化、超国家主权化,就会使货币的投放难以得到法律确定的财富的对应,就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

所以,比特币一类网络链生币,不仅比照黄金的设计,总量和阶段性产量均由系统严格锁定,使货币供应量难以灵活调节,而且没有法定的财富与之相对应,这是其难以成为真正货币的根本原因。

同样,尽管法定货币确实是从金属本位制脱胎而来的,但不代表稳定币就能脱离法定货币单独运行。脱离法定货币,稳定币同样没有法定财富与之相对应,也就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三、Libra面临的挑战

要清楚的是,Libra是需要用篮子内的法定货币兑换产生的,是要有足额真实资产储备的。人们交出法币,形成Libra的货币储备(就像港币是用美元做储备一样),这时,纳入储备的法币就归基金会所有和管理,基金会会将其摆布在银行存款上,或购买流动性强的政府证券上,所获得的收入用于该体系日常运行以及核心节点的激励。

人们要换回法币,Libra及基金会的货币储备就会相应减少。

所以,稳定币的投放和总量取决于需求方、持有者,管理方难以调控稳定币的总量,不存在货币政策和总量调节问题,基本上不需要动用FB自己的资产。但这也使Libra不存在货币政策调控的问题,其基金会(包括FB)不可能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的中央银行!除非基金会或其授权经销商可以用Libra进行放贷,派生出新的Libra。但这就违反了其必须有等值法币储备的承诺!

基金会还面临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即在允许一篮子货币储备情况下,如果人们用一种货币兑换成Libra,但又要把Libra兑换成另外一种货币(如集中兑换美元),就会带来币种错配的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金融监管问题,除非规定其与法币的兑换只能是原币、原户兑进之后,原币、原户兑出。但这又与其用户匿名的追求相悖。

这就带出一个Libra储备资产的监管问题,即如何保证储备资产不被挪用或兑换过程中遏制非法的资金转换,以及控制好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持有Libra及其换回,是要做货币兑换,付出兑换费用并承担汇率风险的,但持有它却没有利息收入。那么,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在哪里?人们持有它能做什么用?Libra真能解决现实世界投资贸易等交易的货币清算吗?各国政府真的就能允许在本国的投资贸易等使用Libra结算吗?27亿的FB用户真的就能自动转化为Libra用户?民间的货币真的就比国家货币有优势吗?

Libra的设计是需要100家左右的核心节点进行账户变动验证与记录,而要成为核心节点,每个单位需要缴纳1000万美元率先购买Libra,这对节点单位有何吸引力同样有待考证。

很多人坚定的认为,利用区块链可以实现点对点、零费用的跨境汇款和资金収付,但却并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收付款双方必须都在同一个区块链体系或平台上注册;収付或汇划的只能是链上专用币。

如果收付双方不在同一个区块链体系或平台上,跨链收付就很难做到点对点。事实是,就像现实世界有不同的国家一样,网络世界也会存在规则和货币不同的网络社区或平台(类似于网络国家),存在着不同网络加密币的兑换与竞争。所以,网络加密币相对现实世界的国家而言,是无国界的,但从网络世界看,依然存在诸多不同网络国家的加密币,存在着互相之间的兑换与竞争。

同时,如果付款方持有的不是一个网络平台的专用币,那就需要首先将所持货币通过授权交易所转换为平台专用币才行。收款方收到专用币,如果需要转换成需要的其他货币,也需要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才能实现,而兑换都是需要成本和时间的。这样,从整体上看,难以做到点对点、零费用汇款,效率和成本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如果在区块链体系上过于强调用户匿名保护,交易双方难以对其专用币账户或钱包的情况进行查询,其使用专用币进行清算的交易范围就会受到极大约束,没有中介机构介入,加强交易保证金管理,交易也很难完成。实际上,如果収付双方都在同一家支付机构开户,现在的支付清算体系照样可以直接使用各种货币(原币清算)实现点对点、低费用汇划清算,而且更容易满足金融监管要求,整体效率和成本可能并不比使用专用币的区块链体系差!

现在的支付清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满足法律监管要求,防止出现危害社会的问题如洗钱、逃税、恐怖输送等,直观看,好像效率不如比特币一类的区块链体系高,但比特币一类的区块链体系高度匿名,却难以满足法律监管要求,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即使Libra实际推出开始运行,也还有一个监管对Calibra钱包是否需要设定限额的问题。就像我国对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账户,要求不能是一类户,而只能是绑定一类户的二类或三类户,且账户存款和每日支付有限额,就是防止出现大问题。Calibra钱包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在金额和开户上不加限制,有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则恐将严重失职。

必须看到,货币収付清算并不只是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合规监管和商业模式是否可行的问题!

四、中国的对策

在美国不断有机构推出稳定币,特别是FB推出Libra的情况下,是否需要鼓励中国互联网公司发行类似的加密币?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大力支持互联网公司发行和运用与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以与美国公司的数字货币抗衡,保护人民币国际化能力以及中国数字货币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我国的互联网公司现在就是在用人民币进行支付清算,为何非要使用人民币的代币才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网络移动支付方面,中国是相当领先的,在监管方面是有经验积累的。对Libra的出现,应该高度重视、积极研究,但不能惊慌失措、自乱阵脚。

至于互联网公司能否在全球用自己国家的货币进行収付清算,那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取决于用户的选择和各国监管的限制,即存在着各国货币的竞争,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互联网公司可能在技术上打造一个跨境的区块链支付清算体系并不难,但要吸引足够大的用户和业务量,充分满足法律监管要求,却是充满挑战,要付出的成本极高,目前看,风险非常大,是否要做,需要非常审慎考虑和决策,绝不可盲目跟风,也无需政府行政推动。

目前,无论是比特币一类区块链应用,还是稳定币一类区块链应用,都是依靠推出专用币,通过币的升值预期,或者以币募集资金的运作收益,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但这种做法存在诸多法律合规隐患,其商业可持续性存在很大问题,对此也要有充分认识!

综上,作为法定货币的代币,与一篮子法币挂钩的选择,其难度和挑战远大于只与单一法币挂钩的做法,其落地运行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并不一定比单一法币的代币更好;全球加密币不等于真正的全球货币,无法取代法币,更无法升级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货币与清算,不只是技术问题,其更需要满足各国法律监管的要求,以及商业模式上可行;尽管目前的国家主权货币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但这却是经过长时间优胜劣汰不断演化的结果。在国家依然存在,实现世界大同或者至少实现世界多极化,世界最大的两国乃至多国相互制衡,达成共识,愿意放弃本国货币——共同搭建超主权世界货币的局面出现之前,要纯粹依靠技术手段打造出超主权世界货币(全球币)并不现实!

由此,有必要提醒人们,在对Libra充满期待和憧憬的时候,还需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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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Libra的冷思考 诸多问题尚未明确

评论 王永利 2019年08月16日

现在人们在讨论Facebook的加密货币时,就好像其愿景已经实现或肯定能实现,认为其27亿用户会自然而然就成为Libra的用户,其应用范围将超过绝大部分国家的货币,而不是仔细分析其实现的条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竞争等现实问题。

比如:

前期很多人对比特币一类网络链生币充满想象和期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以法定货币做支撑的稳定币,这是为什么?由此怎么看待原来寄予厚望的链生币?

稳定币要跟法定货币挂钩,又怎么可能取代法定货币或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冲击?

Libra的货币篮子如何组成,其构成和管理规则,以及如何监管其货币储备等尚不清楚,就想当然地认为好像它就能顺畅运行起来了,真是那么容易吗?

对没有篮子货币的人,要获得Libra,是不是先得换成篮子货币,然后才能换成?要再兑换回自己国家的货币,还需要同样的步骤,这样的效率到底如何?能够很方便就兑换成功吗?汇率风险如何控制?

持有Libra是没有利息的,交出去的法定货币的收入归基金会,这对人们的吸引力真有那么大吗?作为支付体系,要完全规避监管,各国政府(即使是美国)怎么可能容忍?

各类网络加密币基本上都是在完全封闭的网络环境中运行的,真能解决现实世界投资贸易的收付清算吗?

现在叫全球币或无国界货币,是指超越国家的主权货币,但这些币依然是各个网络社区或平台的专用币,无国界,但有链界!在网络世界里,这真的是去中心的吗?完全去中心,调整规则的效率如何保证?去中心一定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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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稳中求进”分析

评论 杨涛 2019年08月12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重挑战,而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解决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抓手。与之相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经济转型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也是金融自身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与安全保障。本文则紧密围绕中央经济与金融政策思路演变,试图对新形势下的“稳中求进”进行综合判断与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与之相应,中央的相关政策思路也在不断优化与完善。例如,2018年7月31日和10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在2019年2月22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又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1]

有鉴于此,当前应当在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入剖析金融改革、金融政策如何更好地实现“稳中求进”。

一、背景分析:从经济供给侧到金融供给侧改革

(一)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回顾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起,是在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此后,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既体现了前后一致性,也有在新形势下的动态微调。

其中,2015年更加强调“三去一降一补”,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则是突出要继续深化相关改革。2017年则强调“破、立、降”,包括: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实体成本。到了2018年,相应表述改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亦即“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此时“六稳”变得更加突出。

一方面,从理论基础来看,2012年初国内部分学者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2013年12月又推动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有所不同,我国的新供给倡导者更强调改革的系统工程和积极发挥政府作用。

另一方面,从实践背景看,当时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势头已经出现了不可持续性,例如,2012年GDP增长7.86%,1999年以来首次破8;2015年为6.9%,1990以来首次破7。由此,在党的18大之后,2013年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与需求侧管理更注重短期不同,供给侧则是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出发点,辅之以需求侧政策,更多关注的是长期增长问题。在中国经济亟待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转折阶段,便体现出更加重要的价值。

(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三大历史动因

第一,服务实体始终是金融功能完善的“安身立命之本”。早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金融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此后,金融改革按照部署在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业、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金融监管等五个方面发力。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改善金融支持,服务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金融做出重要指示。如2015年7月17日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看准的、确需支持的,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差别化的激励政策。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 2015年11月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由此可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始终是中央政策的核心内容,并非当下才有所突出。

第二,防风险与保障安全是金融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改革也遇到许多重大风险的挑战。例如,2015年6到7月A股市场发生了大幅震荡,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国家牛市”思路的幻灭,促使股市回归理性与夯实基础;2015年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现象,到2015年底,E租宝事件、泛亚事件都给金融稳定与社会稳定都带来负面冲击;2017年明天系、安邦系等持牌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也都产生了大量风险问题。同时,在宏观层面,高杠杆、地方债、金融体系脆弱性等,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萌芽。

因此中央面对金融安全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如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1)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2)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6年1月18日,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经济专业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在安全生产、股票市场、互联网金融等方面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2016年5月16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要减少实体经济债务和利息负担,宏观上防范金融风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指出:(1)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推动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改革

2017年4月25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2]

此外,2017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点名“金融乱象”。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第三,金融“去杠杆”需避免“过犹不及”。应该说,去杠杆的核心思路在于避免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导致出现经济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遭遇困境,需要防止出现更多的“一刀切”,因为杠杆本身也是金融活动的重要内容。进入2018年,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外部影响下,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政策制定也受到更多干扰。2018年6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报告提出“警惕出现金融恐慌”,也得到了政策层的重视。2018年11月6日,央行领导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在此背景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稳”金融,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大层面剖析

(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探讨

我们看到,在2月22日会议上,重点强调了:(1)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2)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3)我们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实际上对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相关部门也有相关研究。如2017年4月,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提出,推进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具体包括五大任务: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2019年2月26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需注重四方面内容: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大中小金融机构的布局、重塑金融机构内在机制等。2019年2月28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认为,其内涵包括:改善金融供给、畅通供给渠道、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2019年3月5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四方面重点内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当前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如下最重要的四个层面。

第一,“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也就是使得企业和公众真正感受到金融的好处。

首先,就潜在的政策要点来看。一是需要找准金融服务对象的重点,当前服务于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重中之重。二是从金融服务主体看,需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正如监管部门所言,将来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甚至可以试点破产退出,以及更广的兼并重组。三是在银行业机构体系,更好地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引导其扎根区域也成为重心。四是对于资本市场体系,一方面以科创板为抓手,深入探索基本制度的创新和优化,另一方面,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包括大型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五是创新产业金融,积极支持现代化经济与产业。尤其应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六是突出强调创新动力,即“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

365棋牌官方网版代理365棋牌365棋牌是什么点卡充值其次,就将来的政策路径与难点来看。一是需把握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广义与狭义范畴,是否把所有不适合结构优化、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有效供给不足的内容,都纳入改革内容?还是聚焦部分目标?需要进行有效权衡。二是把握好供给 与需求的关系,拒绝粗放式金融供给增加,也不能沉溺于满足非理性金融需求。三是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我们用以衡量金融发展、金融健康、金融强国的标准,可能更多需转向结构性金融指标。四是把握存量与增量改革,一方面化解与规范存量金融问题,另一方面以增量改革作为更重要的部分。五是把握资金结构的优化,实现短期资金与长期资金的合理配置,解决过去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资金期限错配问题,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上,都努力改变中长期资金的不足状况。五是在推动普惠金融创新过程中,避免过度采用行政化手段反而“好心办坏事”,并减少对金融活动的泛道德化。六是能否充分运用新技术改善金融服务。如《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提到要依靠大数据、金融科技来降低信贷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低对政府信用和房地产的依赖。七是在推动科创板改革时,需权衡支持科技创新、股市制度实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多重目标,进一步明确政策预期的科创板成功标准,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未来市场波动的影响。

第二,“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即当前需避免经济增速持续大幅下滑,防止缩窄改革的时间空间。

首先,就政策要点来看,必须明确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如果只为了片面防风险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或许将带来更大风险。我们看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长预期目标定为6%-6.5%,实际上已经预期到今年经济的潜在困难。同时设定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这也是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体现出增长目标的内涵进一步落在通过促进就业给老百姓带来切实好处上。

对此,一是就政策的抉择来看,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对需求侧短期政策的应用,需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利用需求管理政策来防止短期经济快速下滑。二是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不断优化二者的协调配合模式,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其次,就政策难点来看,还是货币金融政策如何为稳增长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当前,最为迫切的是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货币“水渠”不畅通的问题。对此,应从资金供给端和需求端综合施策。一方面,在资金供给端,加强财税、货币和信贷政策的统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改善服务。从根本上看,货币供给侧的约束条件包括流动性、资本约束、利率价格等,目前已经在政策层面开始多方着力。可以预计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相比去年少了“保持中性”,存款准备金率有下调空间;资本约束有所缓解,当下政策重心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利率价格持续优化,包括政策利率与实际利率等,也在推动多重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与并轨。

另一方面,真正的潜在约束还是在货币需求侧,即如何真正增强企业内生活力,使其有能力获取金融资源。对此,要致力于解决“多角债”;改善企业的信用环境;创造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主体型”政策支持到“行为型”政策支持,等等。

第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对此金融监管的着力点需要进一步完善。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明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指出,“金融乱象得到初步治理,中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治理,就我国金融风险整体上看,已经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慢慢缓释和有序处置,金融风险基本趋于收敛状态。同时,据统计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由此从全面去杠杆也转向结构性去杠杆。

在此情况下,防风险、促安全的着力点突出表现为几大政策方向。首先就是如何更好地“补短板”。一是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主要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包括大额、小额、证券等,为整个金融活动奠定更加高效、安全的“道路、铁路和航运设施”。二是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金融业综合信息统计,不要让决策者出现“盲人摸象”,更加及时、准确反映金融风险波动的相关信息,并且能够充分体现出金融体系内的动态资金流动情况。三是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避免出现金融信息混乱影响预期,甚至对金融市场稳定、价格形成带来负面冲击。四是不断完善信用体系,为良好的金融生态建设创造条件。

其次,是如何继续完善监管机制。一是“以人为本”。重点是“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同时,还“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二是加强监管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两手都硬、两手协调配合(对照2017金融工作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三是加强基层金融监管力量,强化地方监管责任(对照2017金融工作会: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四是“要建立监管问责制,由于监督不力、隐瞒不报、决策失误等造成重大风险的,要严肃追责”,由此看,既坚持了监管责任分担,又避免了责任的过于扩大,乃至产生负面影响。五是“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逐渐由行政惩罚为主,转化为更重视经济处罚,真正让性质恶劣违法分子“倾家荡产”。

最后,从近期重点来看,一是宏观杠杆率、金融控股公司、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仍然是当前风险防控与监管的重点领域。二是监管对持牌机构的正常风险容忍度似乎有所上升,这意味着短期内银行不良率等指标可能略有提升,但会促使潜在风险尽快暴露,而非推后乃至将来积累爆发。三是强调尽快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这也是微观层面监管着手的重点,包括金融机构国有出资人的进一步探索。四是局部非系统性风险治理仍将不断深入,尤其是针对各类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

第四,仍然“要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将更加稳妥。

改革开放一直就是我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战略方向。当前,需要在落实既定任务同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举措。尤其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早在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就表示,对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等内容,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们认为,虽然目前遇到新的国际博弈形势,所面临的内外挑战非常突出,但是还要坚持在新的条件下仍然不断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够未来经受住国际环境下新的风险挑战,否则只能是在“小河”里面,经不起大风大浪。

从政策要点来看,一是金融国际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国内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也包括国内金融资本和金融制度的对外输出。长期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来”,而金融自身“走出去”的进展相对缓慢,将来如何协调好内向和外向国际化的节奏,也将成为重要的挑战。二是需实现提升改革效率与把握风险控制的平衡。金融开放在提升一国经济金融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开放条件下,我国更易遭受全球短期资本影响,监管者能否真正提升跨境金融管理能力,将面临巨大挑战。三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调,更应该重视对内开放的同步进行,从而真正依托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需求,大力推动扎根于实体的内生性金融创新。四是在推动机构、市场、产品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还需在规则、标准方面争取一定的主动权。五是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开放问题,要在国际化发展与自主可控方面把握好平衡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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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产生的大量风险涉及司法、道德层面

演讲 杨涛 2019年06月30日

杨涛:非常高兴,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分享一点我的粗浅思考。时间有限简单汇报几个主要的观点。

金融科技时代的监管与安全,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从不同的视角都做了分享,我更多的想聚焦回答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整个当前我们现在金融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对金融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这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技术的快速迭代、快速的进步,与之相应金融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流程、风险控制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只是当前这个时代新型技术快速迭代、新的金融模式快速的创新,二者相结合就带来更加复杂的金融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讨论金融安全、金融监管,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个人觉得需要回答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何管。大家都说了监管肯定面对任何金融发展当中的问题都要进行出手,但是为何管,这个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思考是不够的。比如说在考虑为何管的时候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安全,创新与风险二者的翘翘板,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与此同时监管在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当中也是更多的着眼于规模、着眼于增长还是着眼于结构,还是着眼于功能,这里面又是一对矛盾,与此同时很多人也没有充分的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充分有效的利用监管,从根本上要实现对风险如何把控容忍度,消灭所有的风险还是风险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个容忍度在什么层面,它的最优的规模是什么,其实很多情况下没有非常精准的研究与判断。当然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大的方面我们是说,无论是金融创新还是金融监管都需要符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把握金融监管的尺度,似乎是值得我们监管部门跟行业跟研究者共同来探讨的边界。

第二个问题管什么,所谓管什么刚才陈所长也介绍了很多分析,就是管与金融相关的风险。一个是所谓系统性风险跟非系统性风险,这个刚才陈所长也做了很多分析,近期我也在关注跟系统性风险有关的文件,过去应该说监管者、学界也都用复杂网络技术来试图研究跟把握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所谓系统性风险根本上来讲它是特定的基于网络有可能产生风险快速传播的结构,但是在新技术互联网环境下,随着原有网络节点越来越多,分布式架构越来越突出,是不是原有的网络稳定性遭受了冲击还是说更稳定了,这是我觉得从理论上予以思考的。另外是传统金融风险还是新型金融风险同样值得思考,传统的风险像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风险比如说大家都关注到的,在美国这样一个ETF产品极其发达的市场上,如果像智能投顾类似的产品,模型的参数出现高度一致,肯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顺周期扩大的风险,这些就是比较新型的金融风险。还有是内生型的风险还是外生型的,你是金融风险还是实质上是非金融风险,这都需要甄别的。当我们现在说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产生大量风险的时候,有很多风险它本质上不是金融风险,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应对的,而是司法执法立法,甚至道德文化层面,从另外的层面需要解决的风险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谁来管的问题。谁来管面临同样也是有更大的挑战,比如说协调监管的问题,我们已经喊了很久,虽然说现在监管部门的协调监管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我觉得仍然有进一步需要优化的空间。立体监管谈的不仅仅是监管部门之间的事情,而且监管与经济主管部门之间也面临大量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信用体系建设,它跟金融征信的边界现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除了金融主管部门之外也有大量经济主管部门涉及到信用体系建设当中。再比如跟金融的信息基础设施有关,像区块链,像金融云等等,这里面既涉及到了金融主管部门,也涉及到了经济主管部门、网信主管部门等等,这里面有大量交叉的问题,多层次监管也是重中之重,现在地方谈更好的要监管7+4类组织,但是7+4类组织的边界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很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自己也没有完全理清楚,这里面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问题。

特别想强调的是当我们谈谁来管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这种主体的概念,而且未来我们要充分利用技术跟制度规则共同成为提供监管约束的这种主题范畴。比如说从技术视角来讲,金融的监管部门可能更多的也需要把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技术通过外包的方式,由第三方来协助。再比如现在谈分布式技术,谈人工智能,有时候能否利用技术规则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监管约束的主体,用来约束市场行为,这也是在新技术数字化时代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如果说你更多的依靠人,依靠主体来监管,那么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未来如何更多的依靠制度规则,当然这个制度规则可以与技术规则的演变结合起来,所以基于开放视野谁来管,我觉得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四个问题何时管,大家都知道要管,但是管的时间点的切入就变得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基于事前、事中、事后还是全流程,这个着眼点是不一样的,而且着眼于什么时候管,很多国家的监管者还要充分考虑成本收益的问题。比如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当中,各个国家所处的监管态度,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东西,差异性的东西往往体现在先松后严还是先严后松,比如说就银行等持牌机构来说,在海外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相比之前监管自上而下的放松跟推动就变得更加明显一些,因为过去像类似于银行做一些数据开放,一些技术开放、业务开放,在欧美是严厉监管,基本上没有空间,但是现在这个空间似乎慢慢的有所打开。反过来就互联网金融来看,很多国家也都是一开始稍微给它一个观察的空间,但是这个先松后严的节奏人家是非常快的,不像你有可能观察了好多年,像美国早期对这些平台是迅速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就进行监管,所以这个节奏又变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一个就是怎么管,监管部门在面对既有金融科技所面临的新型风险,也有传统风险的迭代,面对的金融现象更加复杂,实际上不仅仅是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而是新时期、新时代新金融带来的挑战,如何来管有很多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谈了很多更好的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原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原有的现场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也需要动态的考虑监管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明白自己的底线,需要充分考虑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海外在进行监管的时候,有时候他是充分要考虑监管者的成本收益的,最终还是要达到社会效应最大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监管,与其说更关注机构产品,有时候还不如更关注机构产品所运行的环境,所运行的土壤,因为大量的事实是我们看到同样类似的教科书的产品,在欧洲、在美国、在东亚,在我们国家最后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背后的原因根本还是土壤问题,比如说当年雷曼的迷你债,实际上就产生了我们可以比较的思路。

再怎么管方面特别突出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监管科技本身,监管科技本身在国际上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像巴塞尔委员国际监管协调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都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监管科技,但是归根结底来说这样一些认识都是把监管科技的运用主体定义为是监管机构,而我更多的觉得监管科技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解决微观审慎层面的一些问题,在宏观审慎层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相对来说解决的矛盾还是有限。

另外一个是合规科技,合规科技也有不同的进行解读,但是这些定义归根结底都是把合规科技的运用主体定义为经营机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与此同时提升他应对潜在风险的控制能力。

总而言之在怎么样进行监管的时候,我觉得离不开几方面的要素,数据、技术、业务、规则跟人,这是做好监管始终绕不开的要素,尤其我想强调的是人的因素,虽然你的技术再先进但是人仍然是主体,特别是现在监管部门在强调从穿透式监管看穿透式监管,我个人觉得看穿透式监管要一分为二的来看,第一个看穿带有一定的主动性,第二个能不能看穿还是要有专业性的,相比穿透式监管看穿是监管,对人带来更多的要求,尤其是这些要素背后更为关键的是解决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市场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前面都是表象后面是根本。我们看一下美国这几年各种各样的处罚,我印象是2500亿美元,各种各样的机构出现违法,是暴力式处罚。出现大的行政事件还是要从行政处罚来惩罚。

以上做了一些粗浅分析,不当之处请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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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因素和改革重点

演讲 杨涛 2019年05月17日

一、金融供给侧改革背后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因素

这个因素可能有三种:政策本身、经济面、金融本身。

据搜集公开信息,习总书记第一次谈金融是在2015年,共谈两次,一次谈金融支持小微企业,一次谈普惠金融。从中央最开始的一些相关思考,到后来“国家牛市”、e租宝、安邦等事件,引出对金融稳定与安全的担忧,再后来去杠杆与严监管,也出现了某些“一刀切”等,其背后中央金融政策思路演变的影响很大。

第二是经济问题,因为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对经济的服务和判断,这里可能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政策目标,例如十九大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抑或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就业问题。究竟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金融发展服务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重中之重。

最早讨论实体经济的是美联储,2008年之后美联储几个报告里面讨论的实体,是除了金融跟房地产之外的经济部门,属于使一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核心部门,并且与大多数企业的健康运作及居民生活福利密切相关。对此,要结合国情,进一步明确实体经济的边界和内容。

第三是金融自身,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金融自身发展当中遇到了问题,衡量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究竟还能不能用,它的边界是怎么样的?是否间接金融主导的模式一定要变,变了是不是就是最优的?这些都需要进行讨论。例如前两年去杠杆,究竟在当前阶段,讨论的是金融深化过度,还是仍然需要探讨金融抑制?

那么在早期戈德史密斯时代的一些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是否现在都没用了?根据金融自身发展规律,这都是需要重新来定位的。

二、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1)新的情况下如何对金融服务实体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位

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是很模糊的。对于金融应该服务的实体经济,应该进一步聚焦。从服务对象看,首先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确定好行政与市场的边界又是重中之重。另外金融服务的实体究竟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不是落后产能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当我们过去“一刀切”去掉纺织业产能时,现在海外纺织业利用新技术的越来越多,农业、制造业里面也大量利用“黑科技”。此外,支持消费时,究竟根本动能和原则是什么,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上不去,只靠发展消费金融行不行?

从服务主体看,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资本市场,都需考虑一些难点。比如科创板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出现大幅价格波动怎么办,如果出现大量的没有交易的“伪科技企业”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考虑。另外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环节,也面临的中长期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这也很重要。在金融服务中,有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大问题。

(2)稳增长的基础上谈风险

结合前期一些领导对于三大攻坚战的表态,到去年底,强调稳增长可能会更重要一点。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1月份到4月份,市场预期很紊乱,稳增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政策的底线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很清楚。整个社会预期、市场预期不但变化,政策信号本身成为导致预期不稳定的因素,这也是未来金融供给的改革从宏观层面很重要的一点。

(3)谈防风险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补短板

当讨论补短板的时候,习总书记提到很多涉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问题、人的问题、综合统计信息系统的问题、信用体系等等,如果说过于主动的监管行为难以把握尺度的话,还不如把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先做好,如增加信息透明度,做好综合统计,做好信用基础,包括资本市场要增加违法犯罪成本等,从这些“短板”入手,反而为中长期的防风险与监管优化创造条件。

(4)对外开放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对外开放,我们更应该在大江大海里迎接金融国际化挑战。这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金融开放式“开弓没有回头箭”。例如,当前我国面临FATF的反洗钱第四轮国际评估,既有积极因素,也有很多太乐观的地方,如果未来无法通过FATF的反洗钱游戏规则,就相当于一次严重的金融制裁。

三、关于金融科技的问题

近两年在金融科技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对于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科技能做很多的贡献,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

(1)服务增长。金融科技带动的这些技术进步,反过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有更多的应用价值,这是它更重要的使命。

(2)提升金融体系自身的运作效率。抓住金融功能的痛点,真正拓展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边界。

(3)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短板。关键在于能否在过去那些金融服务的“百慕大三角地带”、难点上真正有所突破。

(4)安全。如何利用新技术服务于金融稳定和安全,应对系统性风险到非系统性风险的挑战,这是重要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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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金融科技三要素,技术、生态、风控

演讲 杨涛 2019年02月15日

今天的主题,金融科技与智能风控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大家也看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活动的设置,其实也代表了未来我们经常会采取的形式。就是每次请行业的理论专家加上一家应用型的企业专家,共同来分享观点,其他专家通过圆桌的形式进一步进行多元化的点评。

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一个粗浅的阐述,当前在辞旧迎新的时候讨论金融科技,其实离不开几个方面的主题词。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生态,一个是风控。

第一是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思考,首先谈金融科技离不开对技术的判断,但是对于技术的判断其中有两点我自己近期也一些困惑也是在不断地思考。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地了解能够运用到金融领域的技术有哪些,它的优先选择是怎么样的,它的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怎么样的?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未来能够给金融效率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关注的金融科技不仅仅是这些技术给金融带来影响,而且通过金融的制度安排,资本的力量,能够进一步扩大到金融领域之外,能够给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甚至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对技术理解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还要避免金融科技里面的技术被人为抬高。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中国对于技术进步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为在中美竞争当中我们觉得自己的技术在很多方面有所不足。但与此同时要看到如果是技术推动,采取大干、快上、运动式可能也有问题。在二战时期,大家知道美国人曾经跟苏联有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一方面推动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低效、无序的竞争,拖垮了一些国家,在我们典型的热点技术里面,区块链技术还有所不足。近期的热点,我发现大家在讨论5G,是移动互联的典型技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5G是扑面而来,是当前的一个重大变革,而且中国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这几天也有不同的声音开始发出来,也就是说5G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变革,但也有一些瑕疵和不足之处,缺乏杀手锏应用。5G的快速发展要依靠密集的投资基站来支持高频的信息传输,特别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要快速的布局基站支撑5G的发展也有不现实之处。核心的意思讨论金融科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技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所谓生态。当我们讨论完技术之后,就考虑这些技术在金融哪些长场景里能够予以运用?早期是支付功能、清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等的一些功能可以配置。但是最早大家考虑的往往是碎片化的,在不同的场景里有什么样的应用。今年各位可以发现,有一个典型新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可能一开始更多是为了追逐热点,但是其背后隐含了技术发展的程度,金融科技真正追求的是平台和生态这样一个大趋势。什么概念呢?依托开放银行,我们进一步开放金融的概念。

大家知道早期以英国为代表推动开放型的理念发展,核心是希望银行把内部的数据,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和机制被第三方所使用。慢慢这几年各个国家都在按照自己的视角来探索开放银行的发展。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开放银行一下子成为我国的热词,很多机构都在推动探索和研究。我们现在讨论的开放银行不仅仅是数据共享的问题,而且考虑到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如何跟其他一些类型的组织,其他一些纯技术企业如何更合理,更有效的实现技术的互动,数据的互动,系统的互动,业务的互动。因为开放是整个大的趋势,面对里面传统的各类金融组织如何更好的在标准化的场景下,在标准化的模式支持下跟技术企业合作共赢,这已经是当年重要的主题。

大家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到2019年进入全新的阶段,我觉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技术自身,不仅仅是局部的场景,而且是这样一些以平台为代表的生态,其核心的表现是开放金融的研究会成为重要主题。依托于开放金融的主线,我们试图把金融科技生态里面不同类型的主体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定位更有效的穿起来,使得这个技术企业能够更好地跟金融组织实现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要点。

第三,又落到今天首次大讲堂讨论的着眼点上,就是风控。大家都知道风险本身就是金融运行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有人说金融运行能否完全消除风险?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没了风险,金融创新的源头也没有了。我们要避免风险积累到系统层面,乃至对系统进行冲击。局部的风险是无法完全消灭的。正如啤酒的泡沫一样,泡沫完全消除了,啤酒的价值就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金融新技术跟风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有不同考量的视角。

一方面考量的视角是这样一些新技术进入到金融领域究竟带来什么新的风险?这可能是监管部门关注的第一位的事情。我们在判断大量的金融科技相关的产品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产品的时候。如果从系统性层面来看究竟会不会产生冲击和影响,有时候大家观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存在夸大之处。比如从整个金融资产规模来看,我们关注的P2P网贷,它没有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和影响。再比如在微观层面来看,为什么监管部门高度关注智能投顾,看起来是AI、新技术、智能学习。如果它参照的模型背后的参数出现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新技术所引导的市场操作有可能产生剧烈的顺周期波动,这是理解新技术加风控的重要视角。

另外,大家更关注的视角是如何把这些新技术融入到现有的风险管理当中。因为风险管理本身就是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当然它可以融入到宏观层面,融入到监管手段里面,构成监管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能是在行业层面更好的进行风险分散,更有可能是从我们企业主体的层面更好的来利用进行客户管理、反欺诈、业务的管理、内部的风险控制,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同样在谈到风控的时候,我也需要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它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但仍然是有限的,有时候有些东西不一定是技术能够完全解决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过去从监管到合规,整个风险的管理体系是有一个制度安排,需要多层次、多元化的。从监管的视角来讲一方面有效的把控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利用新技术使得这个行业当中存在的所有的微观风险,都让监管部门的领导及时看到和判断,现在看来这也不一定是最优。因为一方面监管的领导知道了你每时每刻每个机构的情况,是不是他要承担风险和问题?另一方面,从监管角度最优处置的是系统性风险,并不是时时刻刻把握微观风险就可以应对,监管科技里面利用新技术完全可以把所有的风险特征及时摆在领导的案头,但这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

总之,我们当前看金融科技,需要高度关注技术、生态、风控这三个重要的主题词。我就做一个简短的致辞,我们后续还有更多的活动,希望大家共同推动这个平台的建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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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信托科技创新与变革

评论 杨涛 2019年01月25日


所谓信托科技,即新技术、新场景在信托产业、市场、组织、产品等方面的广泛应用,能够全面提高和改善原有信托业的服务效率与管理能力,真正实现“智能信托”。具体来看,信托科技创新离不开以下六个方面的影响:底层技术、场景与业务模式、资金配置对象、客户管理与产品服务、运营管理、开放合作。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了引领新时代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金融科技是科技和创新领域的重要命题,不仅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还能促进科技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此,一方面,必须把握金融科技创新的历史“窗口期”。因为未来全球金融竞争将更多体现为“新金融维度”竞争,同时金融科技也是解决现有金融发展“短板”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应以推动安全创新、规范创新作为金融科技的“生命线”,有效把握创新中的风险边界。

在此背景下,所谓信托科技,即新技术、新场景在信托产业、市场、组织、产品等方面的广泛应用,能够全面提高和改善原有信托业的服务效率与管理能力,真正实现“智能信托”。具体来看,信托科技创新离不开以下六个方面的影响:底层技术、场景与业务模式、资金配置对象、客户管理与产品服务、运营管理、开放合作。

第一,注意推动底层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层重大技术来看,需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物联网)、分布式技术(云计算、区块链)、安全技术(密码技术、量子技术、生物识别技术),还有一些尚在发展的前沿技术,如边缘计算、数字孪生、脑机结合、增强现实等以及有向无环图(DAG)、哈希图(Hashgraph)等下一代分布式技术。

对于底层技术,信托机构需从基础研发、金融应用层面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不同技术的成熟度和可应用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信托科技创新的技术路径选择。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机器流程自动化等的技术成熟且应用范围较宽,可优先布局和发展;区块链则相对较低,应进行更多的相关实验。

第二,以创新场景与业务模式作为 “抓手”。通常来看,典型的金融科技需求场景包括: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支付结算、融资产品与服务、智能营销与服务优化、身份认证与风控、保险服务、智能投顾与财富管理、信用服务等,也可能向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这些场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最重要的是两大创新方向。一是新型“家庭金融”,即从家庭层面实现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多样化服务功能的配置。二是新型“产业金融”,包括产业链金融,即以金融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链优化,服务产业升级、规模经济、中小微金融与普惠金融;平台链金融,即创新基础金融生态与交易平台、底层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等。

与此同时,信托科技的创新,一是智能家庭信托,即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服务于智能财富管理、新型消费信托、面向中产阶级的家族信托,全面提升产品配置能力与投资咨询能力;二是智能产业信托,即实现金融科技助力信托资产管理,打造产业投行,推动证券化创新,全面提升投资与管理能力、资产获取与资金营销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除此之外,还需发展智能公益信托,真正承担新技术、金融所支撑的信托机构社会责任。

第三,面向新经济,优化信托资金配置对象。根据2018年三季度的数据,信托资金配置领域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投向工商企业继续排在首位,资金规模略有下降但占比仍然小幅提升;投向房地产规模有所上升;投向金融机构、基础产业、证券投资等领域的信托规模和占比都继续下降。在经济周期、结构调整、去杠杆等大环境下,信托资金配置出现被动变化趋势。虽然短期内仍需把握存量业务,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转型未来还要依靠数字时代的新经济。所谓新经济,体现为新的技术内生动力、新的资源配置模式、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新的劳动力和就业模式、新的消费模式、新的企业组织架构等。由此,信托科技的着眼点,一是围绕数字资产特征,创新信托产品与服务;二是充分运用信托资金的特点,结合新技术手段,积极为新经济“输血”。

第四,创新和完善客户管理与产品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金融机构的基础应用场景,往往是客户获取与管理。这对信托科技来说也具有同样价值,一是通过大数据挖掘方法,可以用来找出客户数据库中的特征,预测对于机构活动的响应率,并提升精准营销水平,发掘潜在客户。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潜在流失客户的特征,采取各类增值服务或激励机制保留客户。三是积极推动信托科技产品与服务的行业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信托机构客户服务能力。

因此,信托科技应用将使信托行业的客户体验更加智能、服务渠道更加便利、产品场景更加嵌入、多样需求更加定制、风险管理更加优化。

第五,全面提升信托机构运营管理水平。面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更多金融机构基于新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和优化,将管理操作流程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对于信托科技来说,着眼点之一也是推动信托机构实现业务与风控流程的前中后台一体化,实现运营管理流程化、信息化,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与数字化信托业务相适应,信托机构也应该构建新型的专业化组织架构,强化信息科技部门的专业能力,加快实现业务管理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一方面,针对标准化流程,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针对非标准化及专业化、个性化流程,以人工智能为驱动,有效融合人工实践经验。对于行业领先的信托机构来说,不仅应全面进行自身“科技赋能”,而且应该尝试推动技术或系统的外部“输出”,甚至打造专业的信托科技子公司。

第六,加快开放合作,以构建信托科技生态。金融科技还伴随着传统金融机构的开放式发展。作为典型代表,全球开放银行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诸多相关的监管政策、机构创新案例纷纷落地。在美国,金融科技企业和账户整合者逐渐兴起,客户期待着更无缝衔接式的体验,不断推动着开放银行的进程。欧盟则出台了PSD2(支付服务指令2),要求银行开放客户数据。所谓开放银行,是以开放API为技术,以数据共享为本质,从而提升客户体验的平台合作模式。

对于信托机构来说,内外环境变化都倒逼开放式发展的新模式。尤其是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之后,传统的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可能都会弱化,需要寻找全新的外部合作生态与模式,推动信托机构与其他各类主体的深度融合。建设金融科技环境下的“开放信托”,本质上是通过技术与生态的创新结合,更加有效地服务自身、服务实体、服务同业。从路径来看,建设开放信托可通过自建、投资、合作、参与等模式;从场景来看,则是实现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实体企业的产融互动,更加有效地探索数据合作、技术合作、系统合作、业务合作和生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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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变革是大势所趋

采访 杨涛 2019年01月24日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应该如何定义“金融科技”?它与“互联网金融”的区别是什么?

杨涛:与互联网金融相比,金融科技似乎更体现了新金融的本质,即金融与科技的全面融合。众所周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6年初对“金融科技”作出定义,即金融科技(FinTech)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金融科技强调将技术作为服务金融产业发展的手段,在具体应用和发展过程中,仍需遵循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金融科技”主要是从技术进步这个角度来说的,“互联网金融”则主要是从它的场景、模式角度来说的。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用户风险不确定性更大,加之互联网金融领域欺诈事件高发,因此需要通过金融科技来持续提升风控水平,降低风险损失。

巴塞尔委员会将金融科技业务模式分为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等。FSB指出,金融科技创新供给侧驱动因素是不断演进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金融监管政策,需求侧影响因素则是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

由于当下互联网技术最大的应用场景在中国,国内金融科技风险投资快速发展表现为互联网巨头基于自身的核心业务,打造“一站式”的金融平台。在国外,以美国为代表,其金融科技风险投资份额经历了一次变动,从2015年的贷款占58%、支付占11%、区块链占3%、其他占28%,到2016年9月的保险占34%、借贷占20%、支付占14%、区块链占8%、财富管理占7%、其他占17%。实际上,从概念看,尽管国内外对“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的认识并无二致,但是在融合发展的模式侧重和关注焦点上有所差别。

《金融时报》记者: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程度,在历史上从未如今天这样强烈。您是怎样看待金融科技的历史使命的?

杨涛:目前,金融科技将是助力经济转型和金融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几乎已成为共识。同时,金融科技并不仅仅止步于通过新技术来提高金融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或将带来革命性的颠覆,开启一个全新时代。

金融作为经济活动的“血液”,同样面临这些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例如,面对大数据和小数据,金融活动如何管理和发掘数据的价值,使之提高实现金融活动效率与经营业绩;更加低成本、便捷、安全、智能地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金融产品“流水线”;利用线上系统迭代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功能,不断优化金融运行的内在“升级”能力;利用大数据加区块链的分布式技术演进,真正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信用合约的智能化,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减少金融活动中的沟通、协调、交易成本,改变原有金融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使“令人生畏”的金融巨头不再那样“难以触及”。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之中,中国已成为领航者之一。根据不同机构的统计,目前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中,中国位于前列。种种事实表明,金融科技的热潮在全球涌现,并在中国快速发展,但也应注意到,由于各种原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科技应用面不是很广,与预想相差甚远。而中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本驱动、电商经济扩张、监管宽容等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事实上,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正面临“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要真正成为全球金融变革中的“常青树”,除了已有优势外,还需激发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对金融活动的正效应;二是完善金融制度规则,使之更公开、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赢。

金融科技的使命在于矫正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实现新兴金融技术与制度的优化组合。其根本作用是使金融“走下神坛”,实现开放、融合、共赢,改变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分工模式。虽然它是一把“双刃剑”,但如果进行有效引导,完全能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路径。一方面,不管对金融科技的内涵有多少争议,其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虑潜在不确定性与新风险来源;另一方面,不要夸大其对金融稳定与安全的负面影响,毕竟最大的风险来源还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门“主干”上。整体上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因素与进步效果。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变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让谁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无原则地降低门槛,而是能否实现弥补短板、改进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等现代化社会发展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的金融变革?

杨涛:从金融科技视角来看,新技术已经贯穿于整个金融产业链之中,不仅带来了全新的金融运作模式,反过来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金融“应用场景”和“实验田”,从而有助于同步推进科技产业发展与科技金融创新。我们所期待的、金融科技所引领的“新金融变革”,至少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希望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但在考虑这对关系时,更多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时,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一方面,强调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到金融产业链中,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还会带来创新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新金融科技使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间接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从技术层面看,我国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板。例如,国际电信联盟在其《2017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中,公布了“2017年国际电联ICT发展指数”,其中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仅为80名。显然,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应在抑制各类“弯道超车”狂热的同时,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并驾齐驱”。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产品、市场等称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目前,科技冲击使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模糊,金融科技着眼于功能的实现,典型的银行类机构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跨界,无论是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边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在新思路导向下,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会从规模导向向功能与结构导向转化。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落实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仅是争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科学与技术的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我国一向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重视“无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评者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具体到金融层面,我们关注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产品、组织、渠道、客户等这些短期内能带来效率、改善盈利的模式。但从金融科学角度,更应重视金融制度、规则、文化、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第五,从金融深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有利于改变金融创新中的失衡、失控与分化,进一步在金融运行中体现个性与民主,遏制金融巨鳄的“丑恶”与金融面纱的“虚妄”,在决策共举、各方共赢、利益共分、机制共建、风险共担、事业共助的基础上,构建真正有利于社会的“好金融”。当然,科技利用不当,也可以激化矛盾,那样的话,着眼于规模和数字,脱离结构、功能和服务实体的“金融科技超车”是否有意义,是否会造成“翻车”或“脱轨”,是值得思考的。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推动的金融部门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矛盾。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政府减少对金融部门的“父爱主义”,重构更加健康的政金关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决定着我国金融能否从“躁动的青少年”转向“心智成熟、身体强健的中青年”。面对金融科技的挑战,同样亟须改变这种既有理念,把宏观政策、政府工作与金融业务运行区分开来,在制度方面设定“市场传导区”而非“行政教鞭”,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本身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金融科技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方向,您是如何研判的?

杨涛:第一,必须把握风险可控的原则,不给金融稳定“添麻烦”。对于金融科技创新探索来说,需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金融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起来,带来更多的产品、组织、市场创新时,也必然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为创新的源泉是追求高风险对应的高收益。由此,在金融发展的“效率与安全跷跷板”偏向后者的未来几年,应该避免过度追求高风险型的创新活动,更加偏重于稳健创新;另一方面,不管是直接介入还是间接介入金融领域,金融科技创新活动都必须充分明确和牢牢把握风险底线,避免非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以致带来系统性影响,或者带来众多风险的“负外部性”。

第二,未来一段时间的金融科技发展“蓝海”,恰恰在于如何更好地支持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具体而言,一是从监管层面看,充分引入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掌控和监测、监督、应对风险;二是从行业看,可利用新技术实现信息透明,优化机构或平台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三是从产品看,可以在保险、担保等风险管理产品中积极引入技术做支撑。需要强调的是,新技术可以应用于互联网时代各类金融风险短期治理,但是更需要构建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内在稳定器”。

第三,高度重视以金融科技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近年来,以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发展迅速,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金融机构等则面临政策与市场的多方挑战。长远来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金融机构要实现差异化竞争,积极抱团取暖,都离不开对金融科技的运用。

第四,真正发挥科技对金融的优化与促进作用。金融科技的真正“蓝海”,一方面是为现有金融体系提供新技术外包,而不涉及金融业务自营,如IT基础设施、大数据风控、客户分析等;另一方面则是着眼于利用金融科技进行基础设施改造,为金融活动提供基于开放型平台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第五,无论是纯粹做技术,还是以技术来做“小而美”金融,金融科技创新都要在安全稳健的前提下,突出“服务实体经济”,有效支撑国家战略领域、薄弱领域,满足居民与实体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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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有效助力金融安全

演讲 杨涛 2019年01月22日

我先讲,不耽误大家时间。今天非常荣幸,首先做一个抛砖引玉,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分论坛主题应该是金融科技与智能风险控制相关,我汇报的题目是金融科技如何有效的助力金融安全。其实主要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观点,到我们讨论到金融安全金融风险的时候有不同视角的考量。

其实讨论到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的时候有不同视角的考量,想从几个方面,主要是四个方面简单的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分享。第一个层面,想说的是什么,当我们谈到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时候,离不开对当前整个金融创新与发展的格局的判断。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当前金融发展当中很多问题,不是金融自身产生的问题,而是在于金融所服务的实体部门,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使得相关的风险,进一步传染到金融部门的运行当中,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最高层面的讨论金融科技服务金融安全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想到的是如何以金融的发展,更多的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来实现经济进步。

当然从整个历史演进来看,整个金融发展的历史,实际上跟技术迭代进步的过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大家从60年代开始看,每个十年都有典型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的代表,与此相应在每一个十年里边,金融自身也在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在当前这个时代,技术从过去的亮点到质点阶段也在推动金融迅速的变化。如果技术对金融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理解,第一个改变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包括产品、市场、制度文化等等,第二改变金融核心功能,支付清算,配置资源,风险管理信息管理基本功能。第三个视角,弥补了过去金融运行当中的主要的短板和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解决交易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等最根本层面的问题,这是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变革内容的一些逻辑。

当这些的逻辑进一步能够使得金融科技它所带来的技术的外延性,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说金融科技真正在最大层面上,实现了优化金融安全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源泉有各种各样的要素和技术的支撑,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需要迫切提高技术,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十九大报告当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为什么?我们要实现新的增长,摆脱过去依靠房地产,依靠其他一些短期化的因素所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发挥技术本身的促进作用。就此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金融科技更加重要的使命是通过资本力量,与金融制度安排带动底层的技术进步,拓展多层次应用场景,间接提升技术的外延性服务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以当我谈到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通过金融科技带动的技术进步来进一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这是它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在这样的最大的视角基础上可以有第二个视角,第二个视角是比较综合的视角,我们基于国情来考虑在新金融发展的背景下,究竟有那些金融安全的问题值得我们考量。当然,谈到新金融安全的时候,无论过去的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科技,像早期的E租宝等等各种风险困扰我们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需要看到为了实现整体上的金融安全,避免这样所谓的金融创新,反而成为带来消灭财富的效果,因为这样的变化本身是具有问题的。要从几个方面来着手实现宏观层面的技术服务与金融安全。

比如说如何把新技术有效的用到风险管理自身,风险管理包括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也包括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第二个是把新技术有效的运用到信用体系的优化和建设当中。第三,新技术着眼于结合其他金融基础设施,其他金融基础设施以支付清算信用基础设施等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还有最后是适应新技术法律制度规则的变化,这些都是因为业务模式组织形式变化超出了原有的规则边界,也难以规范这样的行为,这四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考虑金融科技和金融安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到第三层面的考量,第三层是从监管的角度看待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金融安全考量与金融科技伴随的两大问题有两大视角,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个体在其中难以进行分散的。非系统腥风险更多值得微观层面的监管,我们现在知道有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更关注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金融自身的脆弱性,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资产阶级波动,外部因素,经济周期,政策干预,制度变迁等等。

我们现在怎么样从制度角度理解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比如机构与体系的脆弱性,创新与混业,监管规避,道德风险转轨与政策,我们需要回答的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给上述风险因素,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这种变化是否在主流风险特征上产生差异,或者覆盖人群方面产生了差异,这是理解的切入点。在非系统性风险层面主要的风险类别,欺诈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等都是我们时候考虑把风险类型甄别清楚,看清楚新技术对风险类别带来的变化。

在系统性层面,更多的关注的是是否会产生风险同时性同因性和劣势反应,比如说同样是智能投顾在新资管办法出台之中,监管部门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智能投顾相关的模型采取的参数过于一致,有可能加大顺周期风险,这有可能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进行转化的一个可能。再比如如果说货币市场基金加支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背后会不会使得货币基金在宏观审慎层面得到关注,这些都是在系统性层面对金融科技有可能伴随的风险特征进行甄别避免我们拍脑袋判断。据我们研究系统性层面典型的金融科技模式和产品,尚未能够产生系统性的冲击,即便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网贷,整个系统规模上,远远达不到系统性冲击的地步,一方面重视这些风险,另外一方面避免把它夸大。

当然在宏观层面要利用金融科技有效的完善宏观审慎功能还是很难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我举了美国大片的例子,如果预制未来进而改变它如何宣称已然预知未来,这时候有可能监管的行为受到更多的影响,下一次如果危机没有爆发,监管者动用过多的资源就会遭受其他方面的诟病,再面临危机可能性的就很难动员资源面对危机的挑战,全球来说都面临的悖论,更多的把监管科技运用在微观层面。

我们当时谈监管科技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着眼于微观审慎层面,由此利用这样的图,典型的利用新技术来解决监管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来自于信息验证,信息统计,信息传递,风险分析,监管流程分析,一般合规性分析等等。大家可以看到,现有的技术特征完全在整个现有的监管流程当中,把原有的短板予以弥补予以完善。

当然,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也不是说把被监管对象信息传递的越充分,越透明越好,因为有时候需要考虑成本风险分担边界。如果说利用极高大数和人工智能手段,使得监管部门能够非常及时的了解每个机构,及时能够发生的风险可能性,这时候这样的责任究竟让监管部门承担还是被监管机构承担,如果监管部门实时了解你所有的风险,所有的责任都会放在监管部门头上,这个风险是无法有效分担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所谓监管科技的优化,背后也离不开制度的约束,它只是尽可能有效的畅通这样信息传递的机制,但是也不是说达到一个所谓透明的机制,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当然除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外,还要注意监管之外的其他着眼点。比如说改良信息风险积累的土壤,有效应对危机,提升危机恢复能力,避免出现所谓的猝死,这样一些都是在技术之外离不开的一些问题。

最后,第四个是理解金融科技和金融风险就是微观视角,微观视角是我们市场化机构更关注金融科技应用领域,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原有的金融业务领域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里面各种各样的欺诈,风险行为无处不在,像各种样的行为欺诈,信贷欺诈,垃圾文本等等,面对这样的挑战,其实是越来越严峻的。为什么,因为对手越来越专业,这些灰色产业,黑色产业它的技术能力,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过去我们说到产业链的时候,经常认为国内,做黑产欺诈产业似乎层级不是那么高,海外做黑产的大量都是哈弗MIT出来的高材生,他很顶尖的一些人,这样一些人你可以慢慢的也在往国进行延续来提升他们的欺诈能力。

由此我们提出来智能风控的挑战,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新技术识别用户的身份,可能是用多方的方式来判断对象欺诈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有效的甄别正常用户的行为特征以及意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所谓的微观视角。总而言之,讨论金融科技金融安全,是需要从不同层面来细分的,然后最终是为了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有效促进金融安全的体系。以上作为一个粗浅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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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只有技术哲学,缺乏科学思潮

采访 杨涛 2019年01月21日

一、业态独立,共建共生

金融可以说是最早一批与科技融合的行业之一。杨涛表示,伴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时代的演变,新金融愈发强调新技术的驱动力,而在合规前提下,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新技术企业正在构建更丰富的合作生态。

他将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主体归纳为四大类:银行保险等主流机构大规模应用金融技术;互联网巨头利用自身的优势,在金融业务技术输出方面布局;纯粹提供技术服务于外包的机构;还有利用新技术,自己从事类金融业务,比如P2P。

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无论那种力量,都是无法单独完成整个产业升级的,因为这是一个科技术、金融、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过程,比如BATJ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技术再强大,在合规性要求下会缺失很大一部分金融场景,必须与金融机构合作。金融如此,其它产业同样如此。

因此,“单边”的互联网公司推动的产业互联网和传统的产业技术升级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产业数字化需要数字科技和产业的行业know-how无界深度融合,走一条“共建”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产业x科技”的乘数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和京东最早都是纯线上电商平台,但当进入线下零售时,能够实现与零售企业的“共建共生”;百度为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更是联合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商。其已经说明,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重复建设和闭门造车,而是在各自的优势基础上,寻找到切入点,逐步实现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这个过程只有在产业开放其全部链条的基础之上,科技企业才有空间对产业数据进行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实现对所有生产要素和运营流程的数字化改造,对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精准预测、优化布局、精细化运营、实时反馈并进行修正,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闭环,真正意义上突破产业增长的既有模式和边界。

杨涛以金融和科技的融合为例,他表示,一方面会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于金融产业链,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在过去技术不发达时代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在其它领域同样适用于这一大逻辑,科技与城市、农业、制造业等领域的融合,也将诞生新城市、新农业和新制造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建共生的融合过程中,数字科技本身也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业态。而最彻底的当属京东金融,11月20日,京东金融正式宣布品牌升级,更名为“京东数字科技”,旗下包括京东金融、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京东少东家等子品牌。这在国内脱胎于互联网公司的科技公司中当属首家,以独立的集团品牌,专注数字科技对金融、城市、农业、营销等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杨涛表示,京东金融更名京东数科,也是看到了开放银行变革带来的主流金融机构对外合作的蓝海,以及自身在技术综合解决方案的比较优势,符合了新金融合作共赢的趋势。当然金融科技的价值不仅在金融领域,而且技术、工具与模式的应用,可拓展到产业、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从而全面优化经济社会效率,相信京东数科也会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二、科学+技术=科学

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并非单一层面的。杨涛在谈到金融科技时表示,新金融意味着我们从更重视金融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到更重视金融科学层面的东西。

他解释说,传统上我们更重视实用,科学精神重视的是无用的好奇心。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简单说金融技术重视的是金融的产品、组织、渠道、客户这样一些层面的效率改善,引领模式的创新;金融科学重视的是背后的制度、规则、文化、生态,这个对于我们这样一种快速在几十年来经历了欧美上百年以及几百年金融发展历程的经济体来说,我觉得尤为重要。

这样的进化,同样适用于科技与其它产业的融合特征。作为新时代经济的发动机,科技在对整个产业的改造中,势必将越来越重视科学的价值,而当数字科技作为一个独立业态时,也加速推动科学思潮的发展。

首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本身,大部分还需要实验室科学研究的继续升级迭代,同时进行更多基础学科的研究;第二,无论金融、零售,还是城市、农牧,其自身的运行发展本身具有一套科学的逻辑,新技术的应用必须同样以科学的方式进行融合。第三,“科技×产业”也将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体系,培育出新的生态、新的规则和新的文化。

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个典型的信号是,科学家越来越受到企业的欢迎。阿里巴巴1000亿成立达摩院,全球招募科学家;马化腾在知乎上也发出“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之问;而百度早在转型人工智能之初,就挖来了吴恩达等AI领域的科学家,尽管之后离职,但足以证明即使只关注技术的应用,也需要科学家的支撑。

科学人才的引进,不仅提高了基础学科的研究以及技术的应用效率,更是在规则、文化建立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和科学化的视角,京东数字科技最近的布局,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据了解,京东数字科技成立智能城市研究员和京东农牧院士研究员,委员会成员不仅包括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比如潘云鹤,是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的专家组组长;还包括城市、农牧等多个产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比如李德发,在农牧领域具有极深造诣。同时与国内20多所高效研究机构达成合作。

数字科技已经进入规模化推进阶段,因此,在前期完成单点测试、落地应用之后,需要更系统和更科学的方式推进,具体来讲,科学人才的引入、产学研的打通是关键一步。潘云鹤表示,现阶段城市建设规模已经很大,但同时面临着城市管理、物流、污染和“千城一面”等问题,而“智能城市建设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便是一种技术科学融入产业的高度概括,而不仅仅是单一技术的应用。

新技术与科学的方式正在加速推动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也将自然而然进化成一个全新的产业科技(科学+技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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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家

CenterExpert

媒体报道

MediasPress

微信公众号“金融科技研究” - 2019年02月22日

新华网 - 2018年1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