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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文化金融研究中心

中心致力于全面推动文化经济学与货币、金融经济学的融合,为文化与金融的互动、支持,努力探索有效的实践模式。当前,构建文化强国、提升软实力成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金融也是为文化大发展提供“新鲜血液”的“主动脉”。二者如何实现共赢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中心重点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在广义范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与金融的良性双向促进;二是运用金融要素来促进文化公共事业的大发展;三是金融如何有效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

中心专家:杨涛?金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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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文化生产是文化金融的“天职”

评论 金巍 2019年08月12日

“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这是由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决定的,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使然,更是国家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文化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要遏制文化金融“过度虚拟化”;防止文化金融“过度金融化”死灰复燃;发展规范的互联网文化金融。同时推动文化金融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市场专门化和基础设施专业化等变革。

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十年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体系日渐成型,但在具体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坚持和明确的是,发展文化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服务文化生产,这是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文化金融真正的价值将荡然无存。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这是由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决定的,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使然,更是国家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是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决定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的“文化生产”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即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化生产不仅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狭义的文化生产),同时也包括文化产品的流通、传播、消费等环节。学者高书生将这个过程也称为“文化再生产”,是对应社会再生产的概念。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是由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决定的。

首先,文化生产是一种精神生产,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

在社会生产中,精神生产往往被忽视,但与物质生产一样,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将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特殊的生产方式”称为“精神生产”,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区分,认为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这是我们研究文化生产的重要理论基础。作为精神生产的一种形式,文化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中,文化生产也是构建上层建筑的需要。文化生产的本质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由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当然也包括资金的投入,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投入方式有所不同。

其次,文化生产在新时代具有更深远的历史使命,更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

文化生产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建设,还关系到文化安全问题。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在新时代,文化发展又具有新的历史使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生产在其中应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发展文化金融需要立足于文化生产的这一历史使命,才能有更大的现实价值。

除了文化生产重要性这个前提,金融服务文化生产还需要文化生产的经济形态基础,即文化产业基础。在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兴于改革开放之后,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启动,文化产业得到飞速发展。文化的工业化、企业化生产成为重要方式,金融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这是文化金融要以服务文化生产为根本目的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的文化事业部分的文化生产主要由文化财政支撑,所以,我国的文化金融服务文化生产主要指要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文化产业文化生产水平,由此提升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

二、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是金融的基本功能决定的

金融作为一种独立的产业形态,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为了服务企业运营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如证券交易所的产生。现代金融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体系,但资金融通、风险管理、价格信号、清算结算等基本功能没有变化,这些基本功能都是服务于企业、市场和经济的。“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否则金融不能称其为金融。虽然财富管理有时也被当作金融的重要功能,但这是一种衍生功能,并不能代表金融存在的根本价值。同样,离开文化生产,文化金融的意义也不复存在。

金融的基本功能在文化企业、文化市场和文化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金融基本功能,从宏观上看,文化金融应发挥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发挥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金融体系的首要功能是资金融通,能够实现资本在盈余部门和短缺部门之间进行调剂,促进资本的利用效率。资金融通是近十年来金融体系能够为文化企业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信贷市场仍旧占主要地位,其次是股权投资市场、债券市场等。风险管理是金融的另一大基本功能,金融体系为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风险管理的途径,主要方式和工具包括保险、担保和金融衍生工具等,来应对文化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同时应对文化企业要面临的各种风险。通过风险管理能够优化文化金融秩序,提升文化产业企业经营状况,促进文化金融稳定发展。

第二,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文化供给和文化消费。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构建一个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系统,这个系统在发挥金融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还能为一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系统优化提供服务。发展文化金融不仅要有效解决文化企业融资和风险管理等基本问题,同时还要为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帮助文化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文化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资源渠道,促进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发展文化金融还可以通过制度供给,引导金融资源投向重点文化企业、文化项目及文化工程,也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产品供给具有推动作用。文化金融可以通过开发文化消费金融产品,促进文化消费,直接刺激文化消费增长。

第三,推动文化贸易发展及国际文化产业合作。

金融要服务四经济部门中的国际进出口。近年来,文化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的地位日益受到文化大国的重视。同时,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不仅要扩大文化产品进出口,还要强化国际竞争力,占据文化产业国际分工的优势地位。发展文化金融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强国内文化企业实力来间接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贸易和国际合作的金融服务直接支持文化企业。我国一直鼓励文化“走出去”,也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愿景,这需要金融部门开发相应的文化金融服务模式,由此实现文化金融价值。在当今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支持文化贸易及国际合作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

三、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我国金融改革的主题包括金融体制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内容。我们将实体经济中的文化经济部分称为文化实体经济。在新的金融改革形势下,发展文化金融需要服从改革大局,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服务于文化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持续防范相关金融风险,引导金融资源切实流向文化生产领域。

金融风险的很大一部分成因来源于资本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形成复杂的层层设计的自循环资本游戏。所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是紧密相关的,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防风险。我国在文化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遏制文化金融“过度虚拟化”。利用文化概念的资本炒作和自循环的资本游戏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化,是文化金融脱离文化生产的典型现象之一。由于资本市场巨大利益的诱惑,在文化企业并购、重组中,一些资本机构和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的文化企业蓄意拉高企业估值和股价,人为制造资本泡沫。

二是防止文化“过度金融化”死灰复燃。艺术品、版权等文化资产具有一定的金融资产属性,这被一些机构无限放大,形成了文化的“过度金融化”。我国在艺术品金融等领域常有一些有争议的尝试,如艺术品份额化、邮币卡电子盘等,这些金融化模式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和个人投资者,但孕育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具有很大的社会性隐患,事实上也发生了一些事件。2011年后经过两轮各类交易所清理整顿,“过度金融化”现象受到了遏制,但也有死灰复燃的倾向。

三是发展规范的互联网文化金融。互联网金融创新显现了巨大的优势,但也暴露了很大的风险。金融改革将互联网金融领域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文化金融也受到较大的影响。2016年以来, P2P网贷平台、互联网众筹、“现金贷”、首次代币发行(ICO)融资项目等领域被严查整顿,其中一些事件与文化产业相关。主要包括 P2P机构借助文化类债权项目或股权项目进行自融;众筹平台利用文化项目进行股权众筹时进行自筹、违规使用资金或冒用众筹名义进行非法集资诈骗;以投资文化项目名义利用互联网发行高回报理财产品进行集资诈骗等。

第二,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强化文化金融服务,切实服务文化实体经济。

2019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我们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经济发展。在文化金融领域,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也成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文化金融体系方面,需要推动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金融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市场专门化和基础设施专业化。鼓励银行等信贷机构、保险等风险管理机构结合文化生产及文化产品特点继续开发文化金融产品,形成文化金融专属产品体系;鼓励金融机构成立专营化机构从事文化金融业务;在文化产权交易所转型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文创板”发展基础上推动文化金融市场的专门化发展。同时需要围绕文化资源、文化资产构建相应的专门化基础设施,包括文化行业信用管理、无形资产评估与管理、文化金融市场信息等体系。

在服务对象选择上,要结合国家战略需要和政策需要,为相关文化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如文化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相关的文化产业项目;创新型文化企业和创业型文化企业;具有基础设施意义的文化工程和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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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金融亟待构建两大支柱

评论 金巍 2019年06月26日

文化产业信用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是文化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金融发展的两大支柱。构建两大支柱,反映了文化金融服务文化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也是防范文化金融领域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构建两大支柱,应加大专门化政策支持,积极应用现代金融科技,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文化金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市场主体日渐增多,文化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文化金融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目前,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文化金融发展的方式也需要转变,既要增长速度,也要高质量发展;既要鼓励创新,还要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规范的文化金融发展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信用体系与无形资产评估体系这两大支柱构建就显得尤其必要和紧迫。

一、两大支柱反映金融服务文化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

文化金融是通过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现文化生产领域资本金融要素和金融功能配置的运行体系。简单地说,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生产领域的金融服务及金融市场体系。

从这个定义上,我们知道文化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服务文化生产,是服务文化实体经济。要服务文化实体经济,就要结合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实际情况。那么什么是文化企业最大的实际?显然,文化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最大实际,就是由于所谓的“轻资产”影响着文化企业在资产市场的融资能力,使文化企业成为最缺乏融资能力的企业类型之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市场化主体,不能要求无限满足某一产业的超出市场化部分的融资需求。我国政府在投融资领域向文化企业多有倾斜,但解决文化企业在金融市场融资难的突破点只有两个,即彻底解决文化企业信用和无形资产评估问题。文化产业信用管理和无形资产评估已经成为当前文化金融工作的最大瓶颈。

在间接融资市场,尤其在信贷市场,文化企业的特点就是缺少信贷抵押物。如果要改变这种被动状态,首先就要摆脱抵押物依赖,大胆进行文化产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是文化企业信用管理,使文化企业能够依靠纯信用就可以融资;如果必须使用信贷抵押,那么必须根据文化企业的资产特点,发挥无形资产在信贷中的作用。在直接融资市场,信用和无形资产评估同样不可替代。在债券市场,要么依赖企业信用,要么依赖资产信用(资产证券化)。而在股权资本市场,所谓的高风险、高收益来自哪里?就是在文化企业的文化资源的时间价值上,具体说,就是无形资产在未来的盈利能力。

二、构建两大支柱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在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文化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需要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近年来,我国在文化金融监督方面的重点包括艺术品金融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海外投资等领域。

文化金融基础设施是未来文化金融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领域之一,而文化产业信用管理和无形资产评估是文化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金融市场信息系统共同构成文化金融风险防范的三大支柱。所有金融服务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设施之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而且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创新工作将更具意义。

文化产业信用体系是多层次信用体系,除了公共服务性质的文化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还包括金融机构的文化企业信用管理和文化消费信用管理体系、社会信用机构(征信和评级)的文化企业信用服务体系等。除此以外,社会组织的文化企业信用管理与服务也是文化产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文化产业信用体系是防范信用风险的最好途径。而公允权威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是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理性投资的可靠依据,同时,合理的价值判断和合理的预期也有助于防范市场风险。

三、构建两大支柱的三个主要路径

第一,推动出台专门政策,从制度方面进一步提供保障。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较早已经注意到文化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问题。在全国性政策中,有2010年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4年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在地方性政策中,有2012年北京市发布的《关于金融促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发布的《国家文创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政策50条”》等,均有文化产业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2016年3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了《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对文化产业无形资本评估、流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系。

但由于目前政策内容还显得零散,需要就这个方面出台专门政策,并推动政府法规性立法,同时在执行层面推动细则等出台。根据目前金融改革中创新与监管并行的形势,应在文化金融的基础设施方面推出专门政策,尤其应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域信用体系、文化产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设,在优化风险防范环境的战略框架下,鼓励文化金融领域基础设施的创新活动,鼓励市场化机构对于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长期投资,鼓励征信服务业开展文化企业征信业务,鼓励以PPP方式建设基础设施类项目。

第二,借助金融科技,推动行业性信用管理平台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建设。

无论是信用管理体系还是无形资产评估,其重要性早为业界所认识,但现实中的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历史积累较少,历史经验数据还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的系统;二是缺乏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保障,现有的技术已经无法取得更大的突破。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的飞速发展,都为信用管理、无形资产评估平台的完善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大数据征信技术扩大了征信主体的范围,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进入征信范畴;大数据技术提供全样本数据,这将改变现有的无形资产评估模型和逻辑,甚至人工智能技术,都可以作为无形资产评估平台的一种辅助手段。在无形资本评估领域,目前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正在推动金融科技与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结合。

南京金电文创信用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大数据信用服务和“文化征信贷”业务为业界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示范,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行业性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中,要求加强文化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在《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中,“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要求“建立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在政策范围内,应积极推动部门合作、政企合作,以金融科技为技术支撑的行业性文化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

第三,积极推动建立专业性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产业管理方面,往往只有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才是最佳的行为主体,社会组织在文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应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以政府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模式应向以行业组织与市场共同建设的模式转变。北京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设立文化企业信用促进会,为文化企业融通资金提供专业化服务,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方式。该促进会服务对象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4万多家文创企业,职能为信用宣传、信用服务、信用监督,着力宣传信用政策、推广使用企业征信评级、培育信用服务市场、促进以信用为基础的企业融资服务、发展文化金融、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和信用数据库、搭建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这类行业组织在我国还很少。

文化产业组织以及文化金融方面的社会化组织是政策鼓励建立的类型,如2014年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中要求“探索建设文化金融社会化组织,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社会组织非常少,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并适当放权,扩大社会组织的行业管理权限,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形成文化金融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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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主导的文化金融更有磁场

评论 金巍 2019年03月15日


文化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在信贷融资中都没什么硬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担保,因此,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在文化产业中尤为突出。

由于大多数金融及投资机构更喜欢选择所谓“硬资产”,因此撬动金融资本投资文化产业,需要政府来弥补这种市场失灵。

“投贷奖”政策实施一年多,据了解其运行效果不错,目前合计奖励金额超过9亿元,直接支持企业1300余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93.76%,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近30倍,对文化中小企业的支持非常明显。这个体系由北京文投集团具体运行,地方国有控股文投集团代政府施能,为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走出了引人注目的创新实践。

一、发挥国有文投集团的作用

这些年来,随着各地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各地成立了很多文投集团,我一直在观察各级文投集团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首先,作为国有资本控股的类金融机构,他们应在文化金融融合发展中起到中枢作用,发挥国有资本本身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发挥协调作用,充分调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参与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源融合起来,不要让文化金融变成国有资本的“闭门游戏”。

北京文投集团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具有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还有陕西、南京等地的文投集团。文投集团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发展文化金融的决心和远见。推动国家文化金融政策的实际落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在服务方式、产品、平台名称上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推出的行动计划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北京的投贷奖体系、江苏省的省级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政策等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金融政策实施典范,南京政府牵头组建的文创银行梯队、文化征信贷等也有较强的代表性,上海在国有引导、社会资本主导的金融思路下不断创新,主抓徐汇区、静安区、自贸区等文化桥头堡的工作也成效卓着。

二、财政支持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下沉

从表象上看,北京投贷奖体系对机构的奖励从“事前补贴”变成了“事后奖励”,只是一个流程变动,其实是“去行政化”思路结出的成果。

发挥国有力量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固然重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极为重要,政府应发挥有为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让事情最终归于市场去解决。

从目前看,北京市在制定政策、管理投贷奖资金、对投贷奖平台进行监管、对申报奖励机构的复核等职能较为到位,而其为了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向市场下沉和去行政化,设立文创板和文创金服两大运营平台。该两大平台虽撮合金融交易,但与金融机构都是市场化合作关系,如银行的每次放贷都会自发进行企业调研,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提前做了风险评估和价值判断。最终,政府取消评审环节,变为专家机构复核,明晰支持标准;取消风险高的项目补助形式,变为社会认可的贷款贴息、发债奖励、融资租赁贴租等事后奖励方式,大幅降低骗取财政资金的可能,奖励的将是那些真正有需求和表现良好的企业,因此能够调动文化企业的积极性。

三、发挥两大平台的竞合关系

从目前看,两大平台中尚处“缺位”的是与风险补偿机制和征信体系的结合,但北京也已在推进中。

文创金服和文创板作为“一胞双生”的服务主体,应当充分发挥定位上的差异化、互补性。个人建议,文创板应当致力于完善文化产业多层次资本市场,侧重为股权交易职能,而文创金服可以整合金融机构资源和文化产业资本合作关系为核心。银行、信托公司等,同一机构的一个业务中经常涉及股债双权,所以双方无需在入口阶段就进行业务分类,只需在服务上各有侧重,并具备互为引流的合作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共振效应,也更有利形成北京文化金融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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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金融如何突破

评论 金巍 2019年02月15日


我国的文化金融发展正在成长期,从各方面看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两年有较大的结构性波动。政策环境有些变化,规范性要求多了,市场创新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们对这两年文化金融发展的基本态势还是那个判断:规范与创新的平衡期,谁能做好这个平衡,谁就能异军突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被纳入国家级规划的背景,我们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金融发展有哪些良好的基础,有哪些特质和基因,能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一、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是文化金融中心集聚区

我们选择文化金融中心这个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金融发展的基础。文化金融中心城市问题不算是个新命题,今年我们在《中国文化金融蓝皮书2018》中就分析过这个命题。文化金融中心意味着文化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贡献值,意味着文化金融在全球、全国或特定区域的产业影响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就有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金融中心城市。

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到文化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趋势性:一是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创建成为文化金融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起点,这方面已经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二是从主观上,发展文化金融已经纳入很多城市的总体经济规划中,是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三是从客观上,我国事实上已经形成数个文化金融中心城市。形成文化金融中心城市有三个基础性条件,即:中心城市地位、金融发展基础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

首先,广州市是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深圳是我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而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三座城市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对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和影响力。

再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基础。这里有三个金融中心城市,香港是三大国际性金融中心之一,深圳是全国性金融中心城市,而广州在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名列前茅。根据今年发布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第10期的数据,深圳综合排名第三,处于“上北深”第一集团,广州排名第四,第二集团中遥遥领先,在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等各项指标上均全国的前列。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基础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珠三角九市和港澳两地。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256.63亿元,其中珠三角(不含港澳)约为3500万亿,加上香港、澳门的文化产业约千亿产业增加值,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约为4500千亿元,这个规模约占全国的14%以上。根据最近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CCI)显示,香港、深圳、广州分居二、三、六位,在要素推动力、需求拉动力、发展支撑力和产业影响力等指标上都居全国的前列。

在客观上,香港、深圳、广州已经是文化金融中心,但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区域贡献值能有多大,影响力和影响半径有多大,还需要付出哪些努力,补哪些短板。

二、特质:粤港澳大湾区能为我国文化金融发展贡献三种精神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国家级战略,是新城市群发展战略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文化金融的发展会有怎样的机遇,应有什么样的行动?在大湾区集聚了三个文化金融中心城市,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代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三个文化金融中心城市能给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金融发展带来什么?由此,大湾区的文化金融发展会对中国的文化金融事业贡献什么?我看,大湾区的一些特质,具体说来是三种精神,这三种精神比较突出,而恰是我国文化金融发展中所稀缺的。

一是创新精神。文化金融是新兴领域,不是将原有的金融与资本市场和文化产业简单相加就可以,需要新工具、新模式、新机制,创新在当下尤其重要。自2016年以来,由于金融监管环境和文化政策环境的变化,文化金融领域进入规范与创新平衡期,规范难,创新更难,这时候最能考验创新能力。深圳的创新创业一直都是全国表率,在文化产业方面和金融产业方面都极具创新能力,比如金融科技创新。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但凡是金融科技创新方面的企业,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深圳。我相信深圳能够为全国贡献新的创新实践,重新注入创新活力。

二是商业精神。文化金融立足于文化产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因为历史、文化的原因,总体上比较缺乏产业精神、市场精神和商业精神,这是文化金融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广州开埠建港较早,是千年不衰世界闻名的商业大都市,具有悠久的商业文化史。在我国的经济地图上,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商业文化最具市场经济基因。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大概是这一地区贡献给中华民族商业文明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到现在为止这些看起来都是稀缺的。

三是开放精神。文化金融发展急需开放精神,幸好我们有个香港,时时在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才是开放,什么是国际视野。香港开放时间较早,与国际市场融合度很高,金融行业精英荟萃。大湾区的整体规划中,如何利用好香港的优势,如何发挥使其成为大湾区的优势,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香港仍然还是个“岛”。人才交流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很好解决香港高端人才的引入问题,将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的扩大开放、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那么对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的发展也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突破点:大湾区的文化金融发展可在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文化金融发展到今天,客观上说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在机构专业化、融资渠道、政策体系等方面都初见成效。但是现在开始遇到很多瓶颈,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发展不足的因素。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但有瓶颈,若暂不能在政策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全国的眼光就会看向南方,将希望寄托于这块市场经济的热土。如果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金融能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我想可以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以金融科技为支撑,构建文化金融的两大支柱。文化金融的最大痛点在于信用和价值评估,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文化企业征信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这是文化金融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不是没人做,很多机构在做,但不如人意。这个方面,也是文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底依赖政府还是市场,或者说是以政府还是市场为主,一直是个问题,希望在大湾区能找到答案。但无论如何,这两大支柱必须依赖科技,传统方法和模式不行。珠三角是极具创新活力的地区,在金融科技发展这些前沿性的方面,也一直引领全国。现在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这些技术在这两大支柱构建的应用上,已经具有很大的前景,只是缺少长远的规划,缺少经年累月的积累。这个为什么不能做个文化PPP项目?比如版权服务基础设施?我觉得应该寻找那些在这些方面具有长远计划的创新性企业,予以最大的关注和支持。

二是以法人化金融机构为突破,推动金融机构专营化。我国的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市场,产业基金发展比较快,而在在传统金融机构的文化金融专业化方面,只有银行的专业化有较大进展。北京、深圳、广州都很多创新,成立了一些专营支行或特色支行,特色支行甚至细分到了电影特色行、动漫特色行,但是目前我国法人化的文化产业银行还没有,文化保险公司(或艺术品保险公司)也没有。专门的文化融资租赁公司、文化担保公司虽然有,但极少。这些方面是不是应该继续有所期待?为什么不?我觉得文化金融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牌照。文化金融机构专营化,能够立足于传统金融体系挖掘最大潜力,这对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工具为文化产业服务是有好处的。这些方面,很多地区做过努力,之所以少有进展,我觉得不仅是政策限制的原因,很多还是没有找到好的“脚本”,没有找到好的盈利模式,而且顾虑太多。

三是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中心,重振文化产业资本市场。最近都在说“科创板”,科技金融发展二十多年,仍然在不断补足短板,文化金融显然需要更加努力。但当前看,一级市场才是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关键。文化金融总体趋势是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市场越发达,直接融资越活跃。今年,整体上资本市场遇冷,募资、投资都很困难,很多中小基金挺不住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业大同小异,但一些大型基金活的不错,在“寒冬”里反倒获取了更多机会。所以,在这个周期里,活下来的基金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竞争优势。广州、深圳的文化产业类基金规模较大,光是广州的基金规模就超过500亿,而且相对其他地区更具创新精神和坚韧意志,所以我们对大湾区在这一周期中的作为充满期待。

四是以大湾区整体规划为契机,深化大湾区文化金融合作。广州、深圳、香港在文化金融方面各位各的特点,有些人在担忧,三个金融中心如何错位发展,如何不陷入恶性竞争。其实这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最终由市场决定,但有一定的统筹和协调机制当然更好。中央决策层提出要“推动大湾区内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那么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金融方面也应有这方面的努力。有“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要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大湾区文化产业金融协作机制,为什么不能打造大湾区国际文化金融创新中心?世界顶级城市群,都是巨型的产业生态系统,除了金融和科技,还要发展文化产业,那么深化城市群的文化金融合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金融中心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我在今年年初写过一篇文章,认为2018年能够开启文化金融生态演化模式,主要是认为在机构多样性、资本多样性、产业链覆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空间构建上会有一定的改观。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起来并不错,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产业界、学术界、政策层的一些化学反应。但这种演化的催化剂还是少了些,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各部门、各机构会有更多研究、更多的交流平台,推动文化金融发展环境优化,进而推动大湾区和全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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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的立足和破题

评论 金巍 2019年01月21日


文化金融的几个基本认识

国内的文化金融研究,从概念兴起已近十年。关于文化金融,国内形成了基本的语境,也有了很多共识。以下是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文化金融必须立足于文化生产。这几年各方都一再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第二,文化金融中金融与文化生产的关系中,主要是金融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文化是特性,金融是共性,是一种产业金融,所以文化金融研究从学科形态基本归类为金融学。第三,文化金融是以无形资产尤其是版权为核心的一种金融形态。脱离了这个核心,文化金融将失去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基础。第四,文化金融作为一种业态,是一个体系,更是一种生态。

文化金融表现了金融和文化产业的整体性关系,能在中国兴起,主要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会把产业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显性地摆在桌面上。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大多数是针对产业整体的,而国外的文化金融都是分业的,比如美国有电影金融、欧洲有艺术品金融。

现实实践中不太乐观

虽然“以无形资产尤其是版权为核心”是文化金融的根本特征,但在实践中,很多金融产品无法做到纯粹以版权和无形资产做金融工具设计。现在虽然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设计了相应的融资方案,但达成合作的项目并不多。在风险评估上的严格管控,令金融机构更倾向于选择上市公司或者国企。面对一般性的中小文化企业其融资模式依然会与重资产质押混合在一起使用。显然,在学理上放弃无形资产核心观,文化金融研究将失去意义,但在实践中坚持无形资产核心论是有巨大风险令文化金融研究处于两难困境。

即便如此,笔者仍觉得未来 10 年甚至 20 年之内,文化金融的发展都值得期待。因为文化、科技和金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产业发展的三元动力结构,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更是如此。

应追求专业化发展

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当下,文化企业基本可以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同渠道融资;文化金融政策的配套也有发展,包括各地的文化金融服务中心的建立;文化金融领域基础设施架构有了雏形,包括文化企业征信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但总体上文化金融市场规模还太小,文化金融的市场信息系统目前尚没有建立,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数据比较得出。比如:银行信贷系统投放给文化产业的钱占全部贷款比例、债权市场文化相关的债券比例等。这些数据额都很小,仅为整体市场规模的九牛一毛。

很重要的突破点是金融机构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支柱,有机构才有专业的工具,才能夯实基础设施。从机构角度上,我国文化金融正在进入专业化发展时期。比如,2010 年前没有文化金融专业机构,当下有了,服务于文化产业的融资租赁和担保公司也有了。一些银行设立专营支行或特色支行,在服务于文化产业的投放比例上有一定要求。笔者认为,文化金融要快速发展,应重视牌照专门化的问题。文化产业银行、艺术品保险公司应该有,而且只能服务文化产业,业务具体化了,机构的动力才能被激发。

笔者认为,目前金融政策总体环境仍是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过度投机,所以文化金融仍然会继续处在创新与规范的平衡期,是在调整中发展,规范中突破。这不仅需要发挥创新能力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更要坚定文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创新方向,如此,文化金融发展迎来繁荣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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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三大路径

演讲 杨涛 2019年01月15日

我讨论的题目是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创新。普惠金融是当前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不光是我们国家,其他国家不同层面都会面临原有的金融服务对不同金融主体支持有所差异的现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情下,普惠金融的内涵也有一定的差异,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细分。我个人把涉及到普惠金融的活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第一,广义的普惠金融。一个金融体系由机构组织、产品与服务、市场形态、软硬基础设施形成,整个体系过去都存在短板和不足,会使得这个金融体系所面对的各种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供给上有一些瑕疵或者问题。无论消费金融、资管、小微企业金融,都把它跟普惠金融联系在一起。广义和狭义的讨论边界不一致,会导致一些现实中的矛盾。第二,狭义的普惠金融。学者更关注狭义层面,例如客户对象更关注的是贫困和低收入客户以及相对弱势的中小微企业。当谈到狭义的普惠金融时,也会涉及到不同层面的理解。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都有一系列基础设施和机制的安排来配套和支持狭义的普惠金融。

我们应更进一步理解狭义普惠金融的对象。首先,赤贫人群,这不是普惠金融能够解决的,是公益、慈善、财政才能解决的。其次,极度贫困、中度贫困、边缘贫困是传统的狭义普惠金融所关注的对象。第三,非贫困和富裕人群理论上不是狭义普惠金融所关注的对象。现在,经过改善后,许多原先不包含的都被划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对客户对象有一些认识。狭义普惠金融不仅仅是需要无抵押的小额贷款,不仅仅是给钱的问题,背后人家也需要有多种类型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也包含在原有的整个金融产业链条中。

相较于过去,现在的普惠金融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现有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2016年杭州G20峰会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及高级原则。里面提出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运用于金融领域,缔造出全新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金融运行中的风险定价、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最根本的矛盾和问题。

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三个路径进行结合。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径一:水涨船高。通过金融科技的利用普遍改善现有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在效率改善中获得服务的提升。为什么会产生水涨船高的结果?因为过去的金融体系有大量的短板和不足。现在我们普遍化地利用技术改良效率,提升风险控制能力,进而会对所有的服务对象带来一个共性的增量。关于金融科技的角度有很多研究,我们经常用巴塞尔委员会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支付结算类、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前三类都是金融属性,最后一类具有技术属性。技术能够解决大部分传统金融中的痛点问题,因此它具有改良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接下来可以针对每一个痛点寻找一个或者多个的解决方式。中国特色的金融科技所带来的水涨船高的效果,背后是多平台模式的支撑。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型的科技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在整个金融产业链中大大小小都会形成多平台的经济模式。在支付领域,中国核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支付+”。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模式,一方面是过去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会在未来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现在的平台经济模式所依赖的是大数据,这一方面强调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数据管控和数据垄断方面的问题,中国特色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够改良原有的金融效率。金融科技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服务金融本身,而应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安排拉动技术的应用,技术的进步进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十九大中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提高技术在生产中的增长作用。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径二:精准治疗。面对难点,面对原来绕不过的定价成本、交易效率问题,我们应更加精准地针对特定需求,解决原有的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利用金融科技解决狭义的精准治疗问题,针对弱势群体从单纯补给金钱转化为赋能。赋能就是支付金钱来推动他提升自己的生存、创业、理性消费等等综合能力,这个需要利用新技术更好解决。无论是“三农”领域、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还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等等现在都需要在水涨船高之外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径三:优化保障。土壤不一样,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G20数字普惠金融强调了很多土壤的问题,消费者监管、教育、基础设施等都是土壤必不可少的内容。目前居民进行财富管理时更倾向于进入高风险领域。过去50%以上都是现金和银行存款,而现在大家都希望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与此同时,高风险却没有带来高收益。如果这样的金融创新最最终消灭了大家的财富和福利水平,那么不如不创新。不瞎折腾反而是最大的普惠金融。新技术在金融安全、风险管理、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法律、制度、规则方面,必须着重强调优化保障。

普惠金融面临的问题不是金融能解决的,我们要降低对金融功能的预期,发挥外部的合力作用。特别是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特定居民群体,需要更多地从金融之外着力,例如新生产、新消费、新制度、新文化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从三个层面能做什么?首先是要依托于水涨船高的思路。银行确实在发生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既是来自于需求端,也来自于技术供给端,同样来自于规则的变化。拥抱科技,总体提升水涨船高的能力。2014年-2018年手机直销银行的APP,从22家到114家,这个背后已经体现了重要变化的发生。以服务普惠金融的水涨船高为核心,适应大的变化,以金融生态平台创新的优化保障为重点,以精准治疗为适当补充。对多数商业银行机构来说,一方面改善综合赋能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平台建设模式来优化保障。

银行要进行深入的布局。在应用生态中,互联网助力金融服务不断整合碎片化的客户需求,逐渐构建出完整的应用场景生态体系。开始是金融领域,后来出现了亚金融领域,最后是居民需求分布在各个碎片的领域。以传统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利用新技术,越来越嵌入到核心居民的需求中,整合为整个需求。

最后,关于生态方面,要优化保障。近期比较流行的概念是开放银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开放银行是重要的研究口径。2017年,随着各国规则的完善,世界各国都对其进行探索,今年在我们国家也变成了一个热点,有些银行已经宣称打造了开放银行。开放银行的背后是所谓的数据分享,最重要的数据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大数据。无论来自于前端中间层还是后端,金融机构都可以在开放视野下打造一个更加好的商业生态体系。通过银行经济模式的建立,发挥在经济体中的核心作用,引导金融生态更加优化,里面的信用技术、标准化更完善,肯定会带来对整个社会体系水涨船高的效果。

总而言之,银行在面对的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水涨船高改善自己的服务质量效率,同时探索开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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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开放的思路对接数据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演讲 杨涛 2018年12月12日

杨涛:谢谢主持人,也感谢《财经》给我这个机会分析一下对象关问题的思考。今天的讨论的分论坛的主题是传统金融的科技转型。一开始主持人也谈了从过去讨论互联网金融,到现在讨论金融科技,实际上更多体现了如何在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当中体现出技术本身的驱动力。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为什么好呢,因为早期我们一说金融科技或者新金融创新的时候,大家更多把视线放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这些新型的组织或者新兴的企业,但是传统来看银行、证券、保险这些主流企业,一旦转向之后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实际上也算是金融创新重要的力量。我们看到国家近几年主流科技发展的还是非常之快的,虽然有一些差异性。有一些数据反映商业银行所推动的手机直销银行的APP,我看了一个数据大约是在2014年的时候国内已经有22家,到2018年现在已经有114家,而且里面除了城乡行占相对的比重像农行也在占一定的比例。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发生的变革当中当然也面临不同的挑战。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归纳为几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技术跟场景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说到金融科技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技术,不同的技术成熟度可应用的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我们自己也在研究的过程中把它分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以及安全技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面向未来的开放前瞻的技术,比如说量子技术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技术成熟度是不一样的,涉及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有一些技术成熟度比较高,有一些应用程度比较高,短期内不同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技术路径有差异。

再比如区块链,长远来看分布式技术中是有突破,但是短期内推动的类似的创新更多是面向未来可能的。就像当年的登月计划一样做的准备的工作,实际上短期内绝对的可替代性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不同的技术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说能够应用的可能性是有选择。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样的技术都要应用场景,场景大家说的比较多,说来说去离不开功能,这些功能可能是资源配置、支付清算等等,需要全面梳理一下,看看原来的场景面临的痛点是什么,比如说是风控反欺诈等等,第一要处理好技术和场景的关系,要有选择。第二个要处理好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所谓的金融变革是大的趋势。就是因为金融业一直在受到技术的冲击和影响,只是说当前的阶段影响可能更加突出,不管是怎样的主流机构都要拥抱变化。另一方面正如邱总谈到的要客观看待能够面向金融科技面向互联网时代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些业务转型,因为传统的核心部分短期内也不是说能轻易被颠覆,轻易被替代的。原油的金融运作的规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面向未来,一方面避免未经科技而科技,避免一哄而上跑马圈地。

主流金融有三大因素,供给端是监管的影响,需求是来自客户的需求,互联网时代都是知道对于客户需求的挖掘一开始可能那些比较明确的金融需求领域,慢慢地过渡多那些不是很明确的金融需求,但是跟资金相关的一些领域可以整合。最后大家利用这个技术手段可以过渡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里面把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整合到一起。所以需求倒逼技术是整个金融业改变的根本的驱动力,也是把互联网应用到各种的生活端拉进来。除了需求拉动之外供给如何配合业务和产品,应该也有主动优化的思路而不是被动的,比如说消费金融,有些领域被动配置消费产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带来好的效果,因为有一些消费是非理性的一方面把握好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从需求端进一步理顺居民的需求,把碎片化的整合好。

第四个创新与合规。我们都知道创新需要有空间的,合规边界也是很清晰的,当然现在合规的边界有一些模糊之处,主流金融业面对边界如何把握,欧美有一些看起来某些创新空间是有的,但是在创新当中如果踩错了布点,超过了红线未来有实质性的处罚,一罚就是几亿十几亿。对于未来如何把握好边界,同时主动跟学界监管部门共同探索这个边界。

最后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个独立发展还是对外合作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独立的进行技术布局,有一些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有一些技术路径也不一样,比如说云发展中有一些走私有云有一些混合云,技术路径不一样,有一些机构觉得自己有实力完全可以进行自主化的布局,有一些通过跟外部的合作种一些小树苗,如果这些小树苗成功了嫁接在主干上也能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我觉得主流金融机构的发展就像开发银行一样,如何利用更开放的思路对接一些数据,业务合作,这个是未来主流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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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互联网金融中心的城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演讲 杨涛 2018年11月05日

想和各位分享三个方面的问题和思考。

1、现在金融科技确实非常热,但是在讨论金融科技之前需要把它的趋势、概念、边界稍微再清晰一点,大家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做了一点研究。

比如讨论金融科技的时候,类似于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这些概念始终混淆在一起,作为起点大家用的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概念,表达科技金融对产业链带来全面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又不改变金融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金融稳定理事会在2017年又进一步指出,金融科技创新的供给侧因素是不断演变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金融监管,需求侧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因此对号入座,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或多或少可以从三个要素来看,供给侧因素技术是什么,监管是什么,需求侧企业跟居民它的偏好特征有什么变化,这是理解金融科技变革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当然发展金融科技归根到底是实现一些高效、安全、智能、普惠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的标准。

进一步理解可以看到把巴塞尔委员会从功能角度进行分类,金融的发展慢慢转化为主体和功能为主,金融科技影响到金融,这里面分为四类,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第四类具有技术属性,更多指技术基础设施,跨行业通用的数据技术等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革有很多因素,为什么中国金融科技发生这么大的变革,整个需求端场景往移动端转,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对称,定价问题,规模经济问题,成本问题,效率问题,欺诈问题等等,有这么一些痛点,新技术有助于缓解这些痛点,带来金融科技变革最基本的原则。

明确这一点之后讨论第二个问题。一个地方来发展金融科技需要考虑哪些事情?过去这些年,金融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有一段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有一段强调地方自下而上发挥能动作用,后来又有一段又在往上发展,现在似乎又有一轮在地方发展金融科技的热潮。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很多地方在做,包括我自己参加北京市金融科技的研究规划,一个地方要发展金融科技需要考虑那些东西,我么做了一点归纳。

一是研究先行,这也是相关的课题组所要做的工作,金融科技的研究严重滞后,概念边界理论体系,框架边界没有形成一致性的大家公认的标准。为什么当年互联网金融一哄而上,最后导致种种风险和问题,原因就在于此。现在要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个概念,开放视野,也是结合了整个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而谈的,因为当一个地方发展金融的时候,过去脑海当中往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想在这个地方集聚要素,集聚市场和产品,筑巢引凤,在金融地理学在兴起的时候,有地理伊始的概念,金融科技如何跳出这样的局进一步的思考有这样的视野。

第三,安全优先,整个金融发展以风险和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如果创新出了问题就会对过去的成绩一票否决,如何利用新技术有效实施风险管理监管,如何在现有科技创新过程当中,始终以风险管理安全作为最基准的生命线,这是地方发展金融科技重中之重。

再一个,功能为重,过去强调更多关注是数量、规模,但是现在要跳出这种简单扩张的概念,更重视金融的结构性,金融的功能等等。否则这样一些粗放的虚胖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效果。

还有一个,大象转身。现在支持金融科技经常想的体系外新兴的组织,但是实际上全球来看,银行、保险等等主流的金融机构一直是金融科技新重要主体,因为它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支持大象转身也是着眼点。

还有科技孵化,孵化出一批纯粹从事金融技术应用的企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场景构建,有了底层技术之后离不开场景,场景标准化建设,场景融合现在是非常迫切,也是严重不足的。

产融共享,无论做什么样的金融科技创新,归根到底服务于实体当中,某一些方面某一些亮点,比如绿色、文化、民生、科技可以与新产业下的金融结合。

还有生态建设。

人本原则,真正要出台以人为本的政策。

总结一下,我认为某个地方要发展金融科技需要有一些必备要素。首先离不开底层技术的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能力。底层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技术企业,需要大量的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需要一系列的机制。这个地方的金融业务与功能本身有一定的集聚效应,因为集聚场景才能在这个地方开发。

技术与金融场景能不能融合,而不是分立,这个融合既需要市场的力量,又需要公共部门的力量,公共部门更多是创造一个平台环境,标准化的规则。

多层次产业形态的完备,产业形态除了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技术企业,大量的经济见证类,孵化类平台,需要多层次的体系。

金融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

风险管理与行业门槛的设置。风险管理是重中之重,行业需要门槛,不能一哄而上,像当年互联网时代的P2P一样。 现在支持区块链企业,有没有区块链企业创新甄别能力。需要商榷。

政策支持力度与营商环境的保障。后面不管支持企业支持项目支持人来说总要有一些政策,总要创造一些营商环境来引导市场向这些好的方向来发展,是离不开的。

发展重点与空间布局。互联网时代空间还是否重要,同样也是重要的,你要承载政策主体,避免供给当中出现众多的竞争冲突,国家层面需要这样,因为不同城市有大量的重复竞争,一个城市还有大量的区域存在一些低效的竞争,统筹也很重要。

最后是专业的人才。

说的这么多其实最重要是六个方面,人才、技术、数据、场景、监管与政策。构成了一个地方发展金融科技、生态多元化的要素,当然每个城市可以按照这六点对号入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作为一线城市可以对号入座。杭州在这里面所谓典型所谓的比较优势,或者进一步的发挥地方,比如人才层面,进一步转化能力层面,场景层面都有比较有时在里面,当然在国家层面,全球层面围绕六个方面进一步比较,哪些需要进一步发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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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化金融发展中的“虚拟经济”

评论 金巍 2018年11月01日


在新的金融改革背景下,需要正确认识金融如何服务于文化实体经济的问题,尤其要正确认识文化金融发展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要警惕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金融虚拟化。

第一,文化金融是现代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现代文化生产是其根本目的。而虚拟经济源自货币经济概念,是指实际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交换形成的经济形态,与实体经济对应。货币经济不直接产生生产价值,但不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从历史上看,金融源于生产、兴于商业、盛于现代产业发展,一直都与社会生产紧密相关。文化金融是立足于文化生产的金融服务与资本市场体系,包含与文化生产相关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及相关监管制度,是服务于现代文化生产和文化实体经济的,必须紧密与文化生产相结合。

第二,现代金融业的过度虚拟化制约着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应该认识到,虚拟经济是金融与资本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服务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是有边界的,超过边界就是“过度虚拟化”。如果资本完全在机构与机构之间流转,“钱生钱”形成闭环,几乎不流入实际生产领域,利用金融工具、政策效应,形成一批“财富的掠夺者”。如此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甚至引发多数“良币”资本的投资理念变化成为“劣币”,事实上制约了文化产业的资本供给和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警惕文化产品“过度金融化”问题。大多数资产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但负面效应就是价格脱离实际价值。在文化产业中,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和“邮币卡电子交易”等专事炒作,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并以快速套利为根本目的,完全无助于任何文化生产。

第四,警惕文化金融发展中的过度投机问题。如万家文化事件中,投机者以少量资金高杠杆撬动30亿资金进入市场,除了扰乱市场,还将引发诸多隐患。近年来,一些上市文化企业的过度投机行为也屡被调查,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并购、跨界定增等一直受到监管层关注。在资本市场上、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少数产品的成功带来的“羊群效应”带动了非理性投资和产业的非理性繁荣。这种泡沫化经济不仅意味着投资风险,也意味着对整体产业的伤害。其背后隐含着各类扰乱文化金融秩序的灰色活动,因此亟须加强反洗钱金融监管和信用约束。

我国文化金融在发展中一定要强化资本服务于文化生产的理念,以推动文化金融事业的长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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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系统性迁移,金融科技推动金融变革

评论 杨涛 2018年11月01日


金融科技异军突起、蓬勃发展,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变化必要、及时的催化剂和促进新金融业态发展的加速器。金融科技让新金融时代愈发繁荣,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更加多样。回顾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经过两次系统性迁移,金融科技为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由人工业务处理向计算机自动化业务处理的系统性迁移。20世纪80年代,所有金融机构的业务都是手工操作。在这次迁移中,通过计算机主机系统建设和终端网络的广泛布局, 使得金融机构的前中后台和组织体系纵向与横向之间予以连接,实现了传统业务处理向现代信息系统自动化业务处理系统的迁移,这就是被称为“金融电子化”的历程。这次迁移历时20多年,整个过程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实现数据联网和数据集中;第二阶段是实现金融机构区域内跨行互联互通;第三阶段是实现跨行跨地区互联互通;第四阶段是金融体系内与体系外商户、机构、个人和自助机具实现互联互通。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建设,金融业业务处理方式完成了重大转变。

第二次系统性迁移是以物理网点为主体的线下服务系统向移动互联网线上服务系统的迁移。移动金融、网络借贷、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等互联网金融服务逐渐兴起,物理网点作用迅速下降。以商业银行为例,行业平均离柜率大幅攀升,从2010年的45.2%上升到目前的84.31%,上市银行平均离柜率接近95%。

同时,金融科技也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三大变革。第一是工具变革,柜台业务实现自动化,数据存储代替了纸制账簿。第二是发展模式变革,科技对金融逐步反客为主,由技术支持转变为技术引领。第三是体系变革,紧随互联网金融之后,大数据金融、智能金融、区块链金融也随之孕育诞生,金融业务产品化、证券化、交易化、平台化趋势明显,金融与电商紧密结合,场景化金融日益丰富多样。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与用户习惯变迁,客户金融需求的内容和形式在迅速发生变化。面对这种变化,金融机构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业务,逐渐开始利用金融科技来实现转型升级,从产品、服务层面,到金融机构整体的经营管理,金融科技目前已深入到金融变革的方方面面。

未来,金融科技在推动中国金融业变革方面预计将有六大发展趋势,即服务移动化、服务集中化、服务智能化、服务社会化、金融与电商一体化、金融机构多样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互联网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影响还将不断提升,商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将不断深入。由于商业银行本身的低风险属性,一直以来的经营理念以及风险偏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路径会与科技企业完全不同,需要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拓宽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一是在技术层面强化合作。通过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将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商业银行的金融应用场景相结合,加快技术开发和应用速度。二是在产品和业务层面强化合作。搭建互联网生态,联合推出产品和业务,共享客户资源和金融科技能力,以实现科技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共赢。此外,未来双方合作的产品类型和业务范围也将不断扩展,有望从目前的消费信贷领域扩展到物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更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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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家

CenterExpert

媒体报道

MediasPress

新华网 - 2018年11月06日

新华网 - 2018年0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