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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 Research Center >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的所级非实体性研究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作为主管单位,专门从事支付清算理论、政策、行业、技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研究。研究中心的名誉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研究员,理事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国刚研究员,主任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研究员。

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为适应支付清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需要,2012年进行了全面重组和完善。2015年12月,李扬教授担任理事长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研究中心同时作为实验室的核心机构,也成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的团队由专职研究人员、特约研究员和博士后等组成。主要宗旨是:跟踪研究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动态、支付清算行业发展新状况、法规政策的变化,围绕支付清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开展各类学术研究、政策研究,推动支付清算市场的创新活动,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课题研究、咨询和培训等形式来促进支付清算系统及监管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每年组织编写《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每月组织编写《支付清算评论》。中心网站:http://www.rcps.org.cn/

研究定位:

跟踪研究支付清算领域的动态、支付清算业发展新状况、法规政策的变化,为支付清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开展各类学术研究、政策研究,推动支付清算的创新活动,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课题研究、咨询和培训等形式来促进支付清算及监管的改革与发展。

组织框架:

研究中心的组织框架为: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其中:研究中心的名誉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研究员,理事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国刚研究员,主任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研究员,副主任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评论》编辑部主任程炼研究员。

成果体系:

主要成果包括如下内容:

(一)学术着作

2013年4月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着作------《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3》(主编杨涛)。2014年4月出版了《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4》(主编杨涛)。2015年6月出版《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主编杨涛),2016年6月出版《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6》(主编杨涛)。

此外推出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文库系列,2014年4月出版了《网络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主编陈文、王飞),2014年12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互联网金融与理论与实践》(主编杨涛),2016年7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真实的P2P网贷:创新、风险与监管》(主编杨涛),2016?年11月出版了《互联网时代的银行卡产业变革》(主编杨涛)。

(二)内部报告

组织《支付清算评论》的写作与出版,每期完成多篇内部报告,向党中央与国务院领导、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自律组织、金融机构与企业、研究机构等进行发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影响。

《支付清算评论》共完成44期,完成原创内部报告176篇。

(三)国际学术会议

2013年以来连续4年的4月或5月期间,由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与VISA公司合办了国际学术论坛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发布暨支付清算理论与政策高层论坛”。论坛集聚了监管部门领导、国内外行业精英与学界专家,并且受到媒体的高度重视,为促进支付清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内部沙龙与小型研讨会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旨在成为国内支付清算理论研究、政策讨论和实务分析的主要第三方平台,因此在合作期间,努力推出了一系列内部沙龙和小型会议,促使各界人士加强专业交流与沟通。

(五)参加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活动

自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中心主任杨涛研究员为代表的团队,已经深入参与到央行等部门的监管咨询活动中,对于重大政策的出台和评价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六)其他主要成果

第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扩大了专业与学术影响力;

第二,积极推动在相关媒体的评论文章写作,推动了公众对于支付清算的认识,促使支付清算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与认识;

第三,加强与国内院校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支付清算学科建设,如与上海金融学院、西南财经大学都建立了支付清算学科建设的合作关系;

第四,积极与支付清算市场的相关代表主体进行交流合作,不仅与SWIFT等组织加强交流,还与中国银联、阿里巴巴支付宝、中证登、中债登、上海清算所、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等展开了诸多有价值的调研与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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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并不容易

演讲 杨涛 2019年06月19日

尊敬的叶董事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对于银行业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的一些思考。

首先,也祝贺平安壹账通推出ALFA智慧合约云平台。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中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或者案例。

这些年大家对于金融机构如何拥抱新技术,如何进行科技化的变革,都有一些思考。这个思考可能是基于理论层面,也可能是基于实践层面。今天在短短半小时时间内,我更多基于一个研究者的思考角度,想和各位分享一下当我们关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时,尤其是从银行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时,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边界是什么。

正如我所说,近些年我们谈到的概念非常之多,经常会陷入到这个概念本身的纠结当中。如果回溯历史,整个现代金融业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比如说从上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一个10年,信息技术本身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每一个10年里,对于金融业务的影响,都带来非常深远的冲击。从银行的角度,传统的存贷汇都受到技术不断进步的影响。直到本世纪,一方面新兴技术快速迭代,走向成熟、商业应用,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要素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二者相结合就产生了当前金融机构拥抱数字化、拥抱金融科技这样巨大的内生动力。当前谈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背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逻辑演进下来的。

在我们谈金融数字化之前,首先也需要对当前最热的所谓的金融科技的概念,稍微把概念再厘清一下。

上面的概念大家看得比较多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概念本质上是指技术对金融全产业链都带来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又需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看这个概念时,大家需要关注两点:一方面,国际上主流机构的角度,它是高度关注金融科技的变化。比如金融稳定理事会下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一直在研究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各国的监管部门、央行都参与其中。近期他们更关注的是研究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影响和冲击。

再比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里的CPMI,全球证监会组织都从不同视角研究金融科技的变化。说明这种变化已经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强调遵循金融市场的规律,一方面表明金融是有门槛和风险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研究者个人也认为这并不能够使得我们局限对于金融科技未来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展望。比如有些人说什么是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可能是不变的,但大家都知道研究宏观的人知道金融最本质的是货币;研究微观的人最本质的是风险定价。而前沿的金融学理论慢慢的都开始受到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对传统的宏观与微观理论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如果未来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都受到影响,那承载于其上的金融市场交易肯定会产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去上认为的金融的本质,可能未来不一定还是本质。

与此同时,FSB在2017年指出金融科技创新的供给侧因素是技术+监管,需求侧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现实中各种各样金融科技创新都可以对号入座,看一下它的生命力所在在哪里。影响它的供给侧因素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影响它的需求侧因素是什么样的。由此我们对号入座,起码从金融业和银行业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的技术因素需求端的企业跟居民的偏好因素已经不可逆转的往前在走,唯一可能不太确定的是监管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有的大的图景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无论谈银行过去的信息化、数字化、IT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还是数字化,背后想象的其实都是当前金融业、银行业在面临更突出的变局。这种变局可能来自于市场层面、技术层面、行业层面、宏观层面,而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寻求很多途径,但数字化新技术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说银行业的大变局扑面而来,从行业本身、监管、市场规律层面可以看到银行业真正波动的周期终于有所带来。

近些年银行业周期进入全新的条件,如果对标历史、对标海外,都知道2008年赤贷危机之后美国银行数量降幅加巨,2016年银行总数仅为1984年美国发展商业银行的1/3。这里面大量的银行在历史波动中,在美国退出了市场。我国2月份银保监会的表态也表明了未来对于风险的认识不仅仅是把它给积累起来慢慢缓释,而是在当前要释放出来。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机构会否退出市场。

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银行业的变革已经扑面而来。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2016-2018年的数据,银行物理网点退出4591家。这个过程背后的因素肯定是多元化的,但不可否认来自于新技术的挑战肯定是其中重中之重。

很多传统物理网点现在纷纷要转型为智能化、数字化无人网点。这个过程,一方面适应了技术的变革,另一方面未来也会受到监管的一些不确定性的约束。但大的趋势变革,方向不可逆转的。

现在无论讨论银行的信息化、数字化、变革化还是种种原因,背后都意味着我们需要新技术、新模式,对商业银行从组织架构、业务到运行机理需要进行重构。究其根本都是要利用各种技术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效益和效果。这是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应用的重要标准。

虽然我国银行业开始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但整体还是起步阶段。这个过程中既要结合全球规律又要结合本土特色,还要找到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如何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并且找到其中的逻辑,里面并不容易。特别是过去我们经常实践走到理论前面,大家先尝试,但背后缺乏有效的理论,有效的体系进行支撑,尤其是扎根于中国特色,扎根于需求和问题来看银行数字化转型究竟需要往哪些方面走,如何找到内在的规律。这是当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个问题,讨论了基本概念范畴之后就回到第二层面问题,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痛点是什么?大家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法。我自己归纳四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第一,客户角度。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国,再怎么创新,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从客户的角度讲,商业银行本身也确实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天然的能够进行数字化创新或者金融科技创新,并且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基础。但与此同时,确实受到原有的制度、模式的约束,在更好的服务客户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很多人既是从业者又是研究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当不断跟银行业机构、其他机构打交道时也会有相关判断,能否真正面向数字化时代依托客户需求进行整合。尤其是整合原有多元化的组织部门,面向客户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很明显,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

我自己有一个印象。有一次在高铁上坐商务座。商务座的饭特别难吃。我问能不能问一下餐车今天的饭。当时我非常惊讶,高铁商务车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跟餐车不是一个部门。由此我想象如何对客户进行服务整合。这是所有数字化转型和变革真正需要做到的,能否跳出来跟线下分支机构进行组织和竞争。

第二,来自于监管角度。监管角度是大家绕不开的问题。一方面大量银行数字化创新活动都处于监管的边缘地带。涉及到核心地带,往往只能自上而下推动。近年来讨论的开放银行里面的概念又变得五花八门。如果在海外以欧美最早推动的所谓开放银行的变革来说,它的核心是数据的开放,而数据的开放本质上需要自上而下依托于监管来推动。我们未来要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始终绕不开自上而下监管的约束。当然,面对这种约束,不是被动的,而是需要这个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未来数字化转型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自己个人也关注了,比如去年早期监管部门在推动银行业机构数据治理时,似乎更多关注的是数据质量,特别是监管信息报送质量的问题。但后期,慢慢又进一步增加了对于如何发掘数据价值的思考。这个过程也体现了行业与监管对这个问题需要共同延续的认识。

比如近期看到有的新闻报道,某些大行在某些城市设立的所谓无人银行。当客户去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体验的场所。客户经理告诉你所有的业务我们都做不了,这只是展示,需要到旁边的传统网点做。这里面也表现了监管者,特别是不同区域的派驻机构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不一样。我们始终绕不开对于监管的认识。

第三,从机构自身的角度看。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角度看,未来受到的监管约束、行业约束等各种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现在有一个概念,前一段时间相关部门的领导都说了,近期一些复杂金融活动死灰复燃。什么意思?背后未来希望所谓金融创新能够更多满足看透式监管的思路,能够更加清晰、透明。这里面是不是依托于数字化转型能够解决的矛盾?与此同时,在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无论是业务产品、组织架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各个层面都有一些粗放式发展可以优化的地方。正如今天金融壹账通推出的产品,就是很重要的从基础设施层面可以进行改良的。本质上都是为了改善银行的体制,更好的应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新商业模式。这是从机构角度可以考量的。大家需要思考的是我国一直在谈制造业的振兴,金融科技的创新。其实,真和欧美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经济体比,最缺的是基础设施层面的东西,是精细化管理层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更需要这个层面。

举两个小玩笑。最早我参加一个做金融科技转型的大机构的演讲。演讲完之后遇到两个事情使我很惊讶。第一,派个车还需要人工填单,程序非常复杂。第二,演讲过程中摇控器出了问题,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后来发现跟隔壁一个地方串码了。这就是从精细化管理层面有大量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从机构角度长远考虑的。

最后一个,从行业角度看,因为面向金融科技时代、数字化时代,不同的金融业态之间、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合作共赢逐渐成为一个主流趋势。这是绕不开的。

今年我们刚刚在人民银行立了一个研究课题项目,从开放金融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最早我呼吁做开放银行的研究。但后来做的人比较多,我们干脆从开放金融的角度争取立项。从银行、证券、保险乃至信托,大家都面临如何构建这样一个生态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觉得未来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这四个层面的判断。而衡量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准,也需要从这几方面进行对号入座。

第三个思考,当我们谈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往往大家都需要进行一些考察和比较。当我们进行考察和比较时,是需要有所细分的,不能把所有的案例都抓过来进行眉毛胡子一把抓。因为不同类型的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路径、渠道、结果差异性极大。我个人认为,未来可以分为三类:中小银行能否在数字化转型当中获得重生;新型没有历史包袱的数字化“虚拟”银行往哪些方面走;大型银行数字化道路。到今天为止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后两类。前一类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究竟能做什么。到今天为止,无论是研究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仍然没有形成很多的共识。因为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也是千差万别。有些处在不良率高企甚至破产边沿,有些希望通过抱大腿融入别人的生态,有些所处的经济区域各方面条件相对不错,有些则试图自己一批类似机构同业之间实现共赢,也有些希望跟金融科技企业更好的进行拥抱和合作。

背后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在中国特定的监管环境下,如果中小银行不拥抱金融科技,不进行数字化转型,不在这方面进行人才、人力资源积累储备的布局,未来起码在这方面已经缺了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因为外部的压力已经扑面而来。

在美国,能够生存下来的社区银行和中小银行,最后就是三类:一类是能够有效抱大腿,有效融入别人的生态;一类是真正在金融科技数字化方面有效转型;一类像少数社区银行一样牢牢扎根社区,利用软信息、客户忠实度维系生存。中小银行的数字化重生需要进行系统梳理。

第二类新兴数字化“虚拟”银行也有一些共性特点。从早期的直销银行到互联网银行、虚拟银行,整个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一批全新基因的银行在迅速扑面而来。对传统的银行架构带来冲击和影响。

大型银行的数字化道路又有自己的特点。大中型银行在全新的环境影响下,不得不纷纷大象转身,都投入到数字化转型升级中。从全球看,主要的大银行,普遍把数字化放到战略的核心地位,并且逐年增加在科技领域、数字化领域的人力物力投入。

我们前几年也让学生搜罗了一下来自于华尔街主要的金融机构前些年雇员情况的变化,就发现两类雇员增长比较快:一类是技术人员、IT人员,一类是风险和合规人员。这也表明了新的外部条件对于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使得它在未来的人才布局上不得不发生这样一些变化。

第四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究竟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要素。

可能每一个金融机构关注的点有差异,但这些我谈到的点或多或少都需要思考或者涉及到。

第一,需要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问题。

要从战略层面上解决我要进行数字化转型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局部的进行一点渠道改良,进行某种架构优化,上某个数字化产品。这不解决问题。你要回答你在未来的数字化战略转型,在战略定位中究竟是怎么样。换句话说,英国银行家、骆驼评级(音)国际上主要的评级评价方式,面对商业银行时都把战略与管理权重不断提高。因为战略与管理直接决定了现在要实施的创新未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相信大家是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

第二,构建适应于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架构。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二位?因为近些年也在观察不同金融机构所谓数字化转型。很多其实都是倒在组织架构的设置上。比如跟新金融有关的,过去有互联网金融,后来搞了各种各样的直销银行,有零售部门、金融科技子公司。一个金融机构内部还存在大量低效竞争、无序整合。这样的组织架构如何能够适应一个真正数字化时代的挑战。这是首先需要思考的。

第三,保障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原则与边界。

无论银行自己的角度还是监管角度,这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你要做的创新,未来的安全底线是什么。不仅仅是自己要思考,而且要替代监管来思考它可能存在的担心。

比如这段时间开放银行非常火爆,我们参与了好几个相关的闭门会。有人说开放银行现在是元年。我说千万不要说元年。因为历史上一说元年好像超不过三年就挂了。如果过于狂热一哄而上,没有明白安全底线和边界是什么,这项改革也不一定成功。即便是欧美,欧盟最早要进行开放银行试点的一批机构到现在为止真正实现数据开放的极其少,就因为背后的安全与风险责任,使得很多银行不敢。即便监管在推他做,他也不敢那么快往那些方面转。所以数字化转型的安全边界与底线,这必须在未来的设置中要更精准的写清楚。

第四,如何有效发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

所有的金融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都离不开数据本身的有效运用。我国正面临数据运用向左走向右走的关键十字路口。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被上到更高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果离开数据的有效应用,整个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创新就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现在是需要行业从业者和监管者共同来探讨究竟如何有效的挖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当然,有效的挖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一哄而上都要讨论所谓大数据。一方面,大数据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海量的数据,全新的数据方法等等。另一方面,即便是小数据,现在有没有用好,在行业内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争议的。讨论数字化转型之前,如何真正把数据的战略、数据的价值、数据的运用真正能够厘清楚。起码在对外之前,先在金融机构内部如何实现部门之间有效的整合数据,推动数据的标准化,有效的利用数据价值。这首先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第五,如何充分利用新一代技术和系统层面。

过去技术往往是走在业务的后面,甚至是慢于业务。但现在新的技术不断演进的形势使我们看到,新技术、全新的系统架构,往往有可能走在业务创新的前面,更好的跟业务相融合。当然,在应用新技术的过程中,也要避免对技术过于神话。比如现在关注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类型里,有些确实也存在泡沫。比如区块链,确实有很多有效的应用,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泡沫在里面。我长期关注区块链的应用,我觉得归根结底就三类应用:数据记录类、流程溯源类、数字资产类。今天金融壹账通推出的明显是属于前两类里面的,它是属于准公共基础设施的,是需要大量投入的,是短期内赚不到大钱的。所以后来区块链的应用多数都跑到数字资产方面,大家都很难踏踏实实真正做准公共性的基础设施。这里面,一方面看到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被神化。

第六,全面推动面向客户为中心的场景创新。

我们一直在谈客户,究竟未来客户的需求往哪些方面走。我们不得不说,现在传统的金融机构相对于大的互联网企业来说,确实有所不足。因为互联网企业有不同的团队,内部还有竞争,天天就在那个地方换位思考,琢磨C端和B端客户想点什么事,以此来通过内部竞争找到他们的竞争产品。

长远来看,数字化金融创新最终还是如何服务于家庭的金融服务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金融的信用链。把整个家庭的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如何有效的进行服务,呈现一个全新的家庭金融的创新。与此同时,凡是涉及到企业有关,慢慢的都是着眼于整个产业链来讨论问题。面向政府的这一端,也是有一系列需要进行有效服务的布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金融功能可能是着眼于支付清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等功能进行多元的融合。融合起来之后,对的另外一面就是所有我们能想到的潜在的碎片化的客户的金融需求。中间的平台所做的就是两头挖掘,把它整合对接起来。在数字化时代,如何真正面向客户为中心进行场景创新,需要真正依托于客户的角度来换位思考。

第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化新生态。

刚才说了很多,所谓数字化新生态包括监管与银行,银行同业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银行与技术企业之间如何真正实现业务、系统、技术理念的共享共赢式发展,这是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梳理的。这个过程中,个人觉得也不能够一哄而上,也不是为开放而开放,需要有更加清晰的战略思考和定位,真正找到彼此互补合作共赢的着眼点。而不能是那些短期化或者务虚的。包商事件出来,有些过去有志于组建银行业朋友圈的,现在开玩笑说在重构朋友圈。过去的朋友圈彼此不信任,现在要重新进行重构朋友圈。过去做的生态、承诺、信任,用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可置信的。如何建立合作共赢的数字化新生态,对整个行业都带来重大挑战。

第八,如何完善数字化时代的责任与文化。

我自己长期观察大量机构,这些机构无论是有较好的战略发展还是有重要的创新应用,软要素都能够体现出来。你有没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有没有非常强有力的积极向上的领导团队,有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文化。往往还是能够支撑机构走得更远的重要要素,在数字化时代,看似形式上从线下走到线上,但更重要的还是背后这样一些全新的文化支撑。它支撑着你能够怎么走,能否更敏捷、有效、有底线、有责任感。

这是我所想到的数字化转型里考虑的基本元素。

大的元素考虑到了,但我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有很多难点。比如我归纳了几个我认为的难点,刚才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

第一,如何构建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

未来重中之重的还是来自于监管层面的认识。这两天都在炒作Facebook的稳定币。很明显,Facebook的稳定币如果为了拓展生态圈的客户增加粘性,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想做更后面的跨境移动支付、影响全球货币,肯定没戏。只是因为后面的东西始终离不开监管的核心地带。未来我们的创新,首先离不开行业同业共同跟监管部门来讨论这个监管的边界,监管协调的机制在哪里。

比如同样一个开放银行,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开放银行的技术标准。行业主管部门是否要从业务层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纳入到议事日程。这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监管协调的问题。

第二,如何实施差异化的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

大银行、中银行、小银行、不同地区的银行、不同背景的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有些银行现有的人才储备比较好,组织架构比较好,文化比较好,它可能在渠道、产品应用、场景方面,是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有些银行现在也没有人才储备,天天股东和管理层在打架。这时候数字化转型梳理文化、组织架构、治理机制问题,做到这一步才能谈下一步业务层面的问题。如何实施差异化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策略,这是必须要进行细分的,并不能一哄而上有一个统一的模板。

第三,如何确定银行内部持续推动的动力机制。

一个政府是这样,一个机构也是这样,你要推动这些变革,内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果缺乏有效内部动力机制的情况下,只能是一把手拍板。换个人的思路就可能不一样了。过去做了大量地方的金融规划,有一个副省级城市,我自己做过六个地方金融的规划,概念换了一个又一个。最重要的,它没有形成内部的动力机制。为什么这些部门内部要推这个事情,最后大家是不是不同的内部团队在改革当中都能获得增量利益的。这个设置是重中之重,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们为什么要走,而起码是改进的过程。

第四,避免被滥用。不多说。

最后一个,加强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一开始提了。

最后简单提一下金融机构迎来合约管理的智能化时代。我刚才说了大量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今天谈的智能合约或者智慧合约,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智能合约研究是早于区块链的。我印象中1994年有密码学专家讨论智慧合约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不依托第三方,希望能够有效的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合约的发起、合约的执行、合约的运用等等。比如同样是分布式技术,有底层的分布式账本、底层协议、中间层智能合约、上面的应用层。现在看起来以智能合约着眼到原有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当中,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效益远大于风险的重要的进步。当然也只有具有一定实力和责任感又致力于长远生态建设的机构来能有效推动这个事情。

利用前沿技术,利用智能化合约,就我刚才说的四个角度都有所改进。客户角度,如何解决安全的问题;从监管的角度,又进一步推动标准化的问题;从行业的角度,可以有效解决之前运作当中的效率跟安全问题;从机构自身角度也有助于解决成本问题。刚才黄总的分享当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这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核心的问题是补短板。补支付清算市场短板、金融业综合统计短板、信息发布短板等等等等。这样一个工作正是补短板的重要工作,也祝愿未来这样一个ALFA智慧合约云平台能够在整个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在金融机构拥抱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基础作用。

以上作一点粗浅的分享,不到之处请多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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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9)

着作 杨涛 2019年06月01日

摘要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9)》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年度报告的第七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致力于为支付清算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六本都引起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支付清算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一方面,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大背景下,支付清算强监管将是未来几年的政策基调,支付市场规范发展也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支付清算体系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零售支付工具领域,各种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不断改变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受到全球关注,但是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整个理论研究的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形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

本报告由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构成。总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运用量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体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等的内在关联;专题报告跟踪分析了国内外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热点与难点问题,系统梳理了近期支付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期待本报告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平台,用来促进我们与各界同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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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rules、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the five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The key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yment market is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n the one h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market will be a basic and long-term task.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ur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re evolving at a breathless pace.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tail payment, all kind of innovations are changing people's routine lif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in mobile pay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However, the progress of payment theories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arke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ntroversies in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 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 current status, 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isk,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keep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FinTech and payment innovation. 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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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科技创新有大片前瞻性领域亟待开拓

评论 杨涛 2019年01月25日


我国近年来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风风火火,但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理论研究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达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因此,从货币经济学、支付经济学、风险与监管、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应用型拓展等多个层面加强支付清算理论研究已变得越来越迫切。

笔者注意到,近两年大家都在热议数字货币,在理论追溯时,常会谈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主义,但只是比较古典的初步分析。更有意思的理论线索,则还需回到货币经济学研究主线。按新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货币的产生并非自然演进,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随着新技术发展,电子货币或许会产生更复杂的影响。

就海外的研究来看,支付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支付过程中的各种交换机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样的研究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现实中的支付安排与变化,究竟背后有没有理论逻辑,是不是靠拍脑袋。

概而言之,支付经济学主要由三个分支构成:大额支付系统、零售支付系统、结算系统。具体看,一是分析大额交易的模式与参与者行为,包括流动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时间与参与者行为;银行间货币市场;拓扑与网络分析;虚拟场景模拟。二是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对零售支付产业的影响,即区分消费者行为类型,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的影响,提供零售支付领域创新思路。三是通过建模、模拟等方式研究中央结算对手方的行为。

再进一步分析,在新技术环境下,支付经济学还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视角。

一是基于制度经济学来考量支付清算的制度安排。这里离不开委托代理机制、交易成本。评价不同制度安全之间的优劣,不能通过碎片化的现象来描述,而需要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撑。二是支付清算市场当中的产业组织变革。如对于卡组织的平台经济研究,过去有三方模式、四方模式,慢慢我们发现,这些概念似乎已不足以覆盖支付产业链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否符合技术和制度内在变革趋势,是否最终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多方共赢,同样需要结合中国丰富的实践土壤展开深入研究。三是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到快速支付有助于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润滑度,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要避免夸大。比如,当强调有快速支付、无感支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福利时,不能忽视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才是根本因素,况且,还需考虑“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风险。四是基于博弈论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里也有大量有意思的成果,可以应用到商业模式中去。五是基于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制度规则的适用和完善,以及反垄断,这些也都是研究和实践热点。六是基于技术跟业务自身的研究视角。比如,新技术对金融账户、支付账户体系的冲击,因为账户是支付清算体系的微观基础。再如,技术与业务的标准化。所谓标准化最终为了解决业务互联互通问题。但笔者认为,标准化不是为了消灭非标,非标在整个体系当中需价值重新定位。

新技术引领支付要素快速变化,究竟是在宏观上增加还是减少了系统性风险,这在未来是需要给监管者提供答案。在微观层面,我们要在支付工具中广泛地应用生物识别技术,究竟有什么风险,这是需要量化的。归纳来看,在新技术环境下,我们衍生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包括:支付清算体系、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特殊性;新技术放大了风险传递与脆弱性?还是相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际金融发展和维护金融秩序,避免金融发展中的扭曲和“连带伤害”,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伦理问题。世界银行于2018年4月19日曾发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Global Findex),认为手机和互联网加快了全球金融普惠性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移动支付也确实在改善边远地区和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从支付工具、组织、市场等不同层面,当前亟待融入普惠金融的研究范式。

金融科技不仅是为了服务于金融,本质上是为了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产生更多的外溢性。支付是所有交易行为最底层的支持,所以其价值大量体现在支付之外。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不仅仅是金融,还可扩展到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例如,在智慧交通发展中,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和新型支付工具,对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等等交通领域全方面优化,改善交通出行管理与保障能力。在智慧生活建设中,可推动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场景拓展,全面融入居民生活与日常需求,提高生活便利性。此外,智慧医疗、智慧社保等场景,也都离不开支付创新的服务和保障,这些都是研究支付科技创新的前瞻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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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清算体系差异化发展

评论 杨涛 2019年01月22日


近年来,中央银行支付服务体系平稳运行,各子市场保持较快增长,支付服务市场法律法规更加健全,支付清算服务改革开放继续深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打击支付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力度进一步加大。“强监管、降杠杆、防风险”仍是我国金融部门的主旋律,而相应的政策措施不仅直接影响着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运行,也在支付清算数据中得到了反映。

一、支付清算运行新特点

在新形势下,受到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支付清算金额增速的放缓:2017年,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和支付系统业务金额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97%和5.86%,明显低于2016年的6.91%和16.70%。

随着非现金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业务规模增速的放缓,基于支付清算交易规模估算的货币流通速度也逆转了之前的递增趋势。2017年,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与M2的比值继续下滑,从2016年的23.78降至22.42;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也自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从2016年的32.99降至32.29。由于近期M2自身增速也在下降,因此上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有较为明显的收缩趋势。

类似地,创造GDP所需的平均支付清算交易金额也出现了下降迹象。2016年以来,创造1元GDP对应的非现金支付金额再度下降,从49.56元降为45.46元;创造1元GDP对应的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也自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从2016年的68.78元降为65.46元。这种货币流通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规模紧缩有一部分是近期“降杠杆”成效的体现,也说明我国的金融深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2017年,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平均交易规模为2.34万元/笔,较2016年的2.94万元/笔下降了约五分之一。支付系统业务的平均规模也下降了类似的比例,从2017年的8.63万元/笔变为7.00万元/笔。支付系统业务平均规模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在交易笔数上居主导地位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变化所导致的,后者的平均规模自2007年以来持续下降,从13.2万元/笔降为2017年的4.13万元/笔。与此相反,银行卡跨行支付的平均规模则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13万元/笔降为2017年的0.32万元/笔。行内支付系统与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在业务规模上的这种“收敛”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付系统发展带来的跨行业务综合交易费用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扣除季节因素,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来,各类电子支付业务的平均规模总体上在下降。考虑到电子支付尤其是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的平均交易金额大大低于传统支付业务,这种下降趋势更显得难能可贵。这种支付交易平均规模的不断的下降趋势,结合支付系统业务交易笔数增速的上升,反映了更多的小金额支付被纳入电子化的支付清算体系之中,因此也给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

2017年,在金融市场强监管的大背景下,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监管。据初步统计,全年共发布二十余份监管文件,开出近百张罚单,无论是在规范性文件的发行数量上,还是在对支付机构的监管强度上,第三方支付行业都已从高增长、抢市场阶段进入了严监管、防风险阶段。具体看,监管机构通过开罚单、收牌照双管齐下的监管方式,持续加大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整顿,一方面通过监管检查,加大对违规经营的支付企业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利用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经营标准的支付企业停止发放经营牌照。在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电子支付业务方面,随着这一产业逐渐走向成熟和对于第三方支付监管措施的强化,其增长趋势也变得较为平缓,并且显示出与传统支付业务类似的季节性特征。

在结算账户方面,单位结算账户和个人结算账户的增长率都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并且个人结算账户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比单位结算账户更为明显,尤其在2017年更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下挫,其数值(10.43%)也自2009年以来首次低于单位结算账户增长率(11.07%)。联系到个人结算账户的迅猛增长与新兴互联网支付方式发展之间的高度一致性,这种增长率的平缓可能也是新兴支付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个人结算账户增速的下降也反映了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加强个人银行账户管理的成效。

结算账户增速与结构变化的背后,是支付市场主要参与主体间的竞合。随着支付市场监管政策的不断升级,各参与主体在市场中的分工定位和扮演的角色逐步明确,支付回归本源,机构之间的竞合逐渐增多。一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的Ⅱ、Ⅲ类账户以及与支付产业相关的行业类商户的账户,依托云闪付实现线下场景的渗透,必将参与到对传统银行账户的用户争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基本面逐渐改善,其对支付等中间业务的投入也会增多,结合已经实施的银行账户分类,商业银行将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出更多基于账户类支付产品。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明确界定了市场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能,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支付场景多样化,使得机构间的合作将逐渐增多。

二、支付清算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值得关注

“降杠杆”的努力在压缩金融体系内资金自我循环空间的同时,也导致了支付结算数据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新变化。2017年以来,我们基于支付清算数据,根据以往相关关系预测的GDP增长率总体上要稍低于实际值,这也印证了上述创造单位GDP的相应支付清算业务规模的下降。基于早期的数据,我们曾经发现许多支付清算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良好的相关性,但随着数据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进入2012年之后,这种相关性大大弱化甚至完全消失。

对于上述现象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在早期数据中发现的支付清算系统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其实并不存在,而只是某种共同外部因素(最大的可能就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虚假的相关性。例如,PPI曾经表现出与滞后1期的单位结算账户增长率之间的良好协整关系,但是在2012年之后,PPI则与任何支付清算指标都不相关,而表现得更接近于纯粹的“外生变量”——后一种情况实际上也更接近于我们对于我国经济运行现实的理解。

不过也存在着对于支付清算与宏观经济之间相关性“消失”现象的其他解释。对于某些支付清算指标,这种弱化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如去杠杆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支付清算体系的结构变化(如新型互联网支付方式的兴起)或者指标统计口径的变化所导致的。例如,实际GDP与银行卡支付金额增长率之间相关性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13年和2015年银行卡支付业务规模两次高速增长并未伴随着相应的实体经济增长。如果更深入地探究这两次银行卡业务高速增长的原因发现,2013年被誉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兴起使得原来依托于传统支付手段的大量交易转向包括银行卡在内的非现金支付方式,它的经济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支付工具之间的替代效应所抵消;另一方面,以互联网贷款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融资活动也带动了庞大的银行卡交易,但是事后看来,这些金融活动更接近于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的泡沫,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2015年,银行卡交易金额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卡转账业务量统计口径的扩张,后者显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对于这类支付清算指标,在金融市场经过强化监管而重新理顺规则之后,也许我们又会看到它们与实体经济运行之间相关性的回归。

三、支付清算运行的区域差异

在更强的监管态势下,国内区域间的资金流动也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尤其北京和上海在全国资金流动中的地位显着上升。2016年,我国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浙江,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在区域资金流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5%、17%和6%。这也是广东首次在资金流动总量上超过深圳市。与2015年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占比各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保持了自2014年以来的增长趋势,而其他省份的资金流动占比则从2013年50%的最高值持续下跌至2018年的42%。对应于总体资金流动规模的上升,在2016年各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的比重方面,北京由2015年的39%上升为41%,上海由2017年的13%上升为14%,其他省市占比则由2017年的48%下降为45%。总体上看,北京和上海不仅资金流动规模的基数大,增速也排在全国前列,使得区域资金流动呈现更为集中的趋势。

在地区间资金流动的模式方面,2016年北京与全国各地区间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上升,由2014年的58%降为61%,并且在这一比例内部,北京与上海之间资金流动的比重继续上升,由2017年的17%升为19%。类似地,上海与全国各地区间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继续大幅上升,由2015年的34%升为2016年的39%。那些不通过这些金融枢纽城市进行的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则从2017年的24%跌至19%,延续了2017年的下降趋势。从区域资金流向来看,北京是各地区除自身之外最大的资金流动对象,深圳流向北京的资金比重甚至超过了内部流动的资金规模。上海与深圳也是各地区的重要资金流动对象,尽管其地位远不能和北京相比,除了西藏之外,上海是各地区除自身和北京以外资金流动的第二大目的地。这一状况背后的成因及其经济效应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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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需多方着力

评论 杨涛 2019年01月21日


当前,伴随着现代金融要素的日益复杂和多元化,国内金融改革也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新形势下的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几方面的核心问题。

一、需要明确金融改革与发展目标

需要明确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即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改变金融业“自我游戏”的倾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也在普遍反思金融创新的失控,以及金融能否真正促进“美好社会”的发展。同样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不应该只有利于金融部门的自身利益,而是应当真正使得更多企业获得良性的金融“血液”支持,从而得以健康发展和增进就业,并最终落到增进个人的福利之上。

具体看,首先,在微观层面上,是强调满足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使多数微观主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成果。由此来看,衡量金融是否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就是能否为那些最需要金融资源的主体提供了支持。其次,在宏观层面上,是有利于实体部门规模和结构的完善,换句话说,如果现有实体经济结构存在缺陷,那么金融部门不应强化这种矛盾,否则就是金融市场功能出现了问题。从总需求角度看,过高的储蓄与投资、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不足,都是改变我国结构失衡的重点,因此也应是金融服务的落脚点。从总供给角度看,产业结构的核心矛盾,应该是三次产业内部的低效扩张,而不仅是之间的替代问题,即高端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由此,如果不能认清金融支持的路径,那么就只会加重现有经济矛盾。再次,就金融部门内部来看,则是避免内部结构失衡和金融创新的失控。一方面,所谓“己不正难以正人”,如果金融部门内部效率低下、金融机构与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严重落后,那么也谈不上服务实体经济、引导经济优化,因此,促进金融市场、机构、产品等基本要素的完善,自然是讨论的起点。另一方面,判断金融创新失控与否,无非就是分析这种活动是否距离实体部门的金融需求太远,或者是否带来不可控的额外金融风险,以及是否会扭曲微观主体的行为。就此而言,虽然说我国面临的仍是金融创新不足,但也必须避免把推动创新成为金融部门追求超额利润的幌子。最后,必须解决好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从历史上,影响各国持续稳定的最终因素,还是要归为分配失衡。之所以有人开始把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对立起来,也是这个原因。

二、需重新审视金融健康的衡量标准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跨越式”改革与发展,各类“总量性”“规模性”指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在全球都位居前列。以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早期金融深化指标来看,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比较突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改革的成功,因为规模并不能代表一切。例如,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历次危机和动荡之中,国际上许多“资产巨无霸”式的大银行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尤其以日本的银行为例。所有这些意味着,过去偏重于规模的金融改革衡量标准需要重新被审视,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结构、金融服务功能等层面的问题,跳出金融“绚丽面纱”而着力解决所掩盖的金融低效与失衡。

三、需要积极稳妥地迎接新技术挑战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改变着经济金融运行模式,并且对金融产业链起到重构的作用。依托技术的支持,原有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顽疾”和难点更容易得到解决,如小微企业融资、农村金融、大众理财、信用体系等传统的金融“短板”。未来全球金融竞争将更多体现为金融科技要素竞争。当前新技术在各国金融创新中的应用逐渐深化,主流金融机构普遍运用科技手段全面改造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众多新兴机构加入原有金融服务产业链。各国政府与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冲击与影响,在加强风险防范与安全约束同时,通常对前沿领域创新探索给予适度空间。此外,金融科技是解决现有金融发展“短板”的重要抓手。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已进入转型期,依托新技术支持,原有金融服务难点更易得到缓解,促使金融更加“脱虚向实”,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总体上看,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应是新形势下金融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四、需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对此我们认为,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桥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实际上,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指出了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此外,在央行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金融基础设施”的范畴包括:支付、清算和结算体系;法律环境;会计标准;信用环境;反洗钱。

我们认为,能否把握全球趋势和借鉴国外经验,同时结合国情和现实约束,努力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成为支撑我国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关键环节。当前,基于国家支付体系的战略视角,需要统筹安排,构建“多层次新型支付市场”。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随着“初级阶段”告一段落,需要从国家支付体系的大视野,进行更好的战略统筹。同时,包括法律、会计、信用等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往往属于“软环境”的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同样也是金融良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

五、需积极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框架

具体来看,一是需要在政策制定之前加强分析和研判能力,有效度量各类金融风险的水平。近年来,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多元化金融产品、多类型准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发展,金融运行中的风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局部风险的积累如果控制不力,甚至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对此,由于对于相关风险的量化分析能力不足,因此监管思路往往容易“走极端”:或者过于偏重事先风险防范而遏制创新,或者在风险显现之后简单地“一刀切”处理,或者由于难以研判具体风险程度及所在,而对风险的积累放任不管。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进一步改善风险数据收集机制,优化量化分析模式,更好、更及时地把握风险,为监管的跟进创造前提条件。

二是监管内容与对象,需要从机构监管转向产品和功能监管,进而侧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外部条件监管。我们看到,由于金融子行业之间的混业趋势愈加明显,而且互联网金融带来了金融与非金融行业边界的模糊,因此跳出传统的机构监管视角,逐渐转向产品和功能监管,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也才能适应金融创新逐渐呈现的跨市场、跨行业、跨时空特点。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监管转型的过程中,也不能泛泛地照搬国外经验,围绕金融产品来构建监管模式。因此,与国外相比,许多教科书上的金融产品,在我国往往难以真正发挥包括资源配置、价格风险、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并且反而可能成为风险触发来源,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环境、制度基础、金融文化等保障。因此,监管重点同样应该放在如何完善这些外部条件方面,从而促使金融创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把探索跨境监管作为重中之重。长远来看,无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还是国内金融资本的“走出去”,都需要有新型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监管模式与之相配合,更好地规范、约束和监管跨境金融交易中的风险要素。尤其在构建这一体系的过渡时期,更需要我国监管部门与境外监管部门进行有效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防范跨境风险传染和放大,努力寻求共同的监管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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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专业和开放是数字化财富管理的最终目标

演讲 杨涛 2019年01月15日

杨涛:谢谢袁主编主持,也谢谢大会给我机会分享自己的观点。核心我想表达一个意思,数字化财富管理时代确实是大势所趋,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来说,似乎大家觉得通州要重新打造是有点难的,但是基于金融科技时代、数字化时代,打破了原有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要素集聚的特征,这是首先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当然第一方面想谈的是,面对全球财富管理的新格局,加上金融科技的动力,使得中国已经成为数字化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热土。一方面我们从一些主要的数据,比如说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成本与收益比,可管理资产规模等等,可以看下来全球市场当中北美首先是第一位,与此同时亚太区除日本之外,这些年地位不断上升,这里有一个西风东渐特征。与此同时全球来看数字化财富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浪潮,可以看到机器人投顾在全球不断兴起,目前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规模。无论是传统大银行还是一些新兴基金,纷纷搞机器人投顾。有人说机器人顾问正在和华尔街投行家争夺富裕人群。与此同时我们看美国数据,到去年基于互联网所做的财富管理一些产品规模,已经达到3.3万亿,渗透率是35%。里面这样一些大的全球化的趋势,是数字化财富管理时代不断涌来,西风又在向亚洲区进行东渐。再加上本来就处于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浪潮当中,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中国代表的亚太区,应该说是数字化财富管理发展的重要热土。

第二个观点,我们所谈的数字化财富管理,背后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什么?我觉得通常大家所说的普惠、专业、开放。普惠是什么意思?过去做的主流财富管理方式,考虑到成本收益问题,考虑到人力问题,考虑到其它问题,实际上要降低门槛其实并不容易。当然智能投顾时代的兴起,新兴技术手段的涌现,某种程度上确实无论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降低了原有服务的门槛,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说实现了普惠服务水平的提升,使得众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所谓的“屌丝”人群都能够享受到,过去面向中高端人群才能有的依托新技术做的服务,这是关键之点。

第二是专业,智能投顾专业性不是说为了让你赚大钱,而是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更有效精准进行客户画像,判断他的风向承受能力,进而配置一套适合他的标准化投资方案,随着时间演进可以不断优化,使他赚风险承受能力之内应该赚的钱。某种程度上也在提升财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因为过去这么多年,虽然叫大财富管理时代,但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专业化服务水平还是有所不足的。谈到智能投顾有些侧重投资这端,资产配置端,这里确实有大量“马甲”在里,但如果着眼于顾问端,原有人力顾问水平可能严重不足,利用新技术改善这些问题肯定是正面促进作用。

最后是开放,过去整个业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单打独斗,业态开发融合,面向客户需求的开放融合是重要的着眼点。

数字管理时代在中国蓬勃兴起有几方面重要原因:一方面驱动力来自于需求端,尤其居民需求端。过去也有很多数据,或多或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没有很准确的数据。社科院一位同事做的估计,居民金融资产140万亿左右,其中50%以上都是现金跟银行存款。一方面居民到这个阶段有非常迫切的改善自己金融资产结构的愿望,另一方面大量高风险领域不一定伴随高收益。另外还有其它收益,比如说来自于瑞士信贷数据,说中国整个居民,金融加非金融资产一共12万亿。到了这个阶段,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来自于需求的倒逼,是我们利用新技术手段改善流程、改善产品、改善风控、改善服务的重要着眼点。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来源于技术本身,技术本身对数字化财富管理影响最大的路径,基本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涉及到智能投顾,另一个在国内主要是线上互联网财富分销渠道。现在很多产品,互联网很多产品更多是流动性管理,现金流管理产品,没有往财富管理方面转。这样技术引领趋势,在深刻改变着这样一个流程。

第三个核心还是来自于监管与政策的变化,随着监管规则的完善,随着政策不断演进,相信未来面临新技术的财富管理,也会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一个驱动因素来自于同业竞争本身,大财富管理时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涌入到这里,现在随着新资管办法出台,整个市场100多万亿市场已经进行全面重构,主流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新兴金融科技企业、第三方理财公司都在里面,这种同业竞争在未来,技术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主线。以上是三个观点简单分享,谢谢。

袁满:您谈到金融科技对财富管理来说很重要的影响在于普惠,让众多投资人能够享受到因金融科技而带来带有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和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实际上我的理解,这个也是业界当前普遍谈到很重要的概念KYC,这背后隐含的是我们产品虽然理财门槛降低,但要把适度金融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当前我们看到在互联网金融也好,或者金融科技也好当中呈现的科技乱相里,确实有一部分原因因为普惠同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做得非常理想。后面一场专门看到关于投资者保护的,这个议题设置还是非常完整的。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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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开放的思路对接数据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演讲 杨涛 2018年12月12日

杨涛:谢谢主持人,也感谢《财经》给我这个机会分析一下对象关问题的思考。今天的讨论的分论坛的主题是传统金融的科技转型。一开始主持人也谈了从过去讨论互联网金融,到现在讨论金融科技,实际上更多体现了如何在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当中体现出技术本身的驱动力。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为什么好呢,因为早期我们一说金融科技或者新金融创新的时候,大家更多把视线放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这些新型的组织或者新兴的企业,但是传统来看银行、证券、保险这些主流企业,一旦转向之后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实际上也算是金融创新重要的力量。我们看到国家近几年主流科技发展的还是非常之快的,虽然有一些差异性。有一些数据反映商业银行所推动的手机直销银行的APP,我看了一个数据大约是在2014年的时候国内已经有22家,到2018年现在已经有114家,而且里面除了城乡行占相对的比重像农行也在占一定的比例。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发生的变革当中当然也面临不同的挑战。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归纳为几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技术跟场景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说到金融科技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技术,不同的技术成熟度可应用的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我们自己也在研究的过程中把它分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以及安全技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面向未来的开放前瞻的技术,比如说量子技术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技术成熟度是不一样的,涉及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有一些技术成熟度比较高,有一些应用程度比较高,短期内不同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技术路径有差异。

再比如区块链,长远来看分布式技术中是有突破,但是短期内推动的类似的创新更多是面向未来可能的。就像当年的登月计划一样做的准备的工作,实际上短期内绝对的可替代性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不同的技术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说能够应用的可能性是有选择。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样的技术都要应用场景,场景大家说的比较多,说来说去离不开功能,这些功能可能是资源配置、支付清算等等,需要全面梳理一下,看看原来的场景面临的痛点是什么,比如说是风控反欺诈等等,第一要处理好技术和场景的关系,要有选择。第二个要处理好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所谓的金融变革是大的趋势。就是因为金融业一直在受到技术的冲击和影响,只是说当前的阶段影响可能更加突出,不管是怎样的主流机构都要拥抱变化。另一方面正如邱总谈到的要客观看待能够面向金融科技面向互联网时代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些业务转型,因为传统的核心部分短期内也不是说能轻易被颠覆,轻易被替代的。原油的金融运作的规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面向未来,一方面避免未经科技而科技,避免一哄而上跑马圈地。

主流金融有三大因素,供给端是监管的影响,需求是来自客户的需求,互联网时代都是知道对于客户需求的挖掘一开始可能那些比较明确的金融需求领域,慢慢地过渡多那些不是很明确的金融需求,但是跟资金相关的一些领域可以整合。最后大家利用这个技术手段可以过渡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里面把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整合到一起。所以需求倒逼技术是整个金融业改变的根本的驱动力,也是把互联网应用到各种的生活端拉进来。除了需求拉动之外供给如何配合业务和产品,应该也有主动优化的思路而不是被动的,比如说消费金融,有些领域被动配置消费产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带来好的效果,因为有一些消费是非理性的一方面把握好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从需求端进一步理顺居民的需求,把碎片化的整合好。

第四个创新与合规。我们都知道创新需要有空间的,合规边界也是很清晰的,当然现在合规的边界有一些模糊之处,主流金融业面对边界如何把握,欧美有一些看起来某些创新空间是有的,但是在创新当中如果踩错了布点,超过了红线未来有实质性的处罚,一罚就是几亿十几亿。对于未来如何把握好边界,同时主动跟学界监管部门共同探索这个边界。

最后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个独立发展还是对外合作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独立的进行技术布局,有一些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有一些技术路径也不一样,比如说云发展中有一些走私有云有一些混合云,技术路径不一样,有一些机构觉得自己有实力完全可以进行自主化的布局,有一些通过跟外部的合作种一些小树苗,如果这些小树苗成功了嫁接在主干上也能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我觉得主流金融机构的发展就像开发银行一样,如何利用更开放的思路对接一些数据,业务合作,这个是未来主流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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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再思考

评论 程炼 2018年12月05日


最近的一段时间可谓中国金融体系的多事之秋,各种“状况”纷至沓来,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去杠杆”、资管新规到P2P风险处置,我们都看到长期与短期、时间与空间、经济与金融等各个维度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更加认识到金融监管时刻如履薄冰的状态。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及其政策应对的复杂性也让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温金融监管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宏观审慎政策。

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说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对于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反思得到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并且已经付诸许多国家的政策实践。在我国,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也正式确立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地位。不过,虽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广为人知,其基本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而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也并非新鲜事。实际上,由于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中央银行“天生”就肩负着金融稳定的功能。只不过,受制于“丁伯根法则”——要同时实现多项政策目标,至少需要与其数量相等的政策工具,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主流观念是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的情况下,稳定功能和价格稳定功能应该分离,这也就是所谓的“杰克逊·霍尔共识(Jackson Hole Consensus)”。

尽管让中央银行承担更多的金融稳定职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个潮流,但杰克逊·霍尔共识背后的机制却并未被否定。在政策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同时实现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依然是学界和政策当局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并无新的武器可用,那么让其承担金融稳定职责只是给货币政策增加了另一个外部约束条件,用以体现“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定”的理念,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对于金融稳定而言,货币政策是个相对“粗犷”的工具,远不像微观审慎监管措施那么细致。幸运的是,经过努力,人们为宏观审慎政策找到了诸如“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融资比率”等新的指标工具,而电子化支付结算系统的发展更使得央行获得了直接对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流动进行直接干预的能力,从而使得其金融稳定目标实现获得了依托。但即便如此,前面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决。因为“丁伯根法则”背后的机制是政策工具在经济效应上的独立性:如果几种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相互之间独立性越强,那么其组合使用可以实现的政策目标也越多,反之,如果几种政策工具在最终经济效应上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工具,对于扩大政策目标范围没有任何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宏观审慎政策在工具发掘上的成就依然非常有限:虽然很多工具指标在入手点上各不相同,但是都会产生很明确的货币政策扩张或紧缩效果,从而使得中央银行依然无法摆脱在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上的权衡。

使得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当中央银行肩负多个政策目标时,其政策选择不仅仅是在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而是必须考虑到这些目标相互的非线性关系。在大多数语境下,当我们讨论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是顺周期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高涨时期不断扩张的资产泡沫和经济紧缩时期金融机构抛售资产导致的流动性枯竭。为了预防这类金融风险,中央银行所要做的就是遏制经济主体行为的顺周期性——在信用扩张时踩刹车,在信用紧缩时加点油,也即所谓的“逆风而行(leaning against the wind)”。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例如,对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促进经济增长是其政策目标之一。

在人们致力于探讨央行可得的各项政策工具对于金融稳定目标作用的同时,另一个向度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中央银行其他政策目标的影响。在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功能及相应工具之后,我们实际上也赋予了它利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可能性。而从技术上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陷入紧缩,非常规性货币工具正获得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其中也不乏某些金融监管政策的身影。可以推想,当宏观审慎政策成为中央银行的常规职能时,其政策工具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界限也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实际上,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概念体系中本身就为其上述功能预留了位置。在理论探讨中,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种:第一,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或系统风险防范,即防止由于某些金融机构的倒闭导致金融体系功能的丧失。这是宏观审慎政策被广为认可的基本目标,它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导致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别关注。第二,金融体系或金融中介功能的稳定性。这一目标不仅要求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全,而且要求尽量减少金融中介功能,也即信用供给的波动,它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微观审慎监管所表现出的顺周期性,这也是当前宏观审慎政策的主流共识。第三,宏观经济或实体经济的稳定性。这一目标是金融中介功能稳定的进一步扩展,而且就其实质而言更具根本性,因为金融的最终目标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这一目标与具体金融活动的距离太远,因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也未能成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流意见。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将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放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层次则有助于避免将眼光局限于金融监管本身,而是能够从更高也更为丰富的视角来考虑宏观审慎可能发挥的功能,从而也为其承担金融稳定职能提供了额外的激励。

在理想情况下,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上述扩展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为在中央银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政策工具范围的扩展将会使得其各项政策目标获得更好的实现。不幸的是,在现实当中则未必如此。首先,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建立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金融稳定等各项政策目标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确切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经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具有如此重要性的原因。其次,在面临多重目标并且目标之间关系并不清晰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有可能对于这些目标并无一视同仁。根据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在目标的可观测性以及与其努力的相关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代理人会给予那些容易观测并且和自己的努力相关性更大的目标以更高的权重。从这一点上看,金融稳定目标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金融稳定这三个目标当中,通货膨胀有非常成熟的度量指标,并且基本上被认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国中央银行通常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要务。经济增长虽然也有成熟的测度体系,但它更多地受制于其他部门的政策措施,所以中央银行主要扮演“配合性”的角色。相形之下,金融稳定尽管在理念上具有极高的重要性,但却很难加以清晰合理的测度,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护金融稳定主要是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因此我们很难指望中央银行在实际政策实施过程中赋予金融稳定特别高的权重。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央银行将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工具箱扩展到宏观审慎政策范围内,对于金融稳定而言并不一定是有利的。

传统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目标的潜在冲突还体现在政策风格或“文化”上。在传统的货币政策领域,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选择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鉴于“处置非常情况需要使用非常手段”,相机抉择和政策手段的灵活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青睐。然而在传统的金融监管领域,规则和政策一致性则是主流方向。这不仅是由于监管框架赖以建立的法律传统,更是由于金融稳定本身就有赖于金融体系内主体行为的稳定性,而后者则又极大地依赖于规则及其预期的稳定性。如果金融监管规则朝令夕改,不仅会使得金融主体失去稳定预期,承受巨大法律风险,严重损害金融监管当局的权威,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金融套利风险,直接危及金融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持稳定一致的金融监管规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监管体系无须修改完善。然而如果金融监管规则被用于实现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目标,那就难以保证这些规则的稳定性。反过来,这种做法很容易加剧货币政策领域本身已经存在的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诱发金融机构的投机倾向,甚至导致后者为了获得有利的监管环境而通过制造风险进行“逼宫”,导致软预算约束和金融风险。

上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在政策风格与文化上的冲突也折射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概念上的折衷性质。通常状态下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在风格上如此不同,却能够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概念之下得以结合与统一,追根溯源,仍在于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性”。和通常的金融风险不同,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复杂性和非线性,这使得人们无法根据通常状态下的金融与经济指标简单外推来获得对金融危机的预测,从而也使得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被划归到需要单独加以考察和处置的非常态类别。这种特殊性不仅使得金融危机的处置和防范措施可以完全不同于通常的金融监管或宏观经济政策,也使得经济与金融主体在政策预期上将它们与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常态区分开来,从而宏观审慎政策这样的概念组合得以存在。但也正因为此,在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以落实和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其特殊性,而不能够简单加以推广,甚至“泛化”到其他领域的政策当中,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目标的误置和政策效果的扭曲。无论如何,从操作层面而言,宏观审慎政策仍然是一个新的概念,需要通过实践来摸索经验,进而对理论进行反思和完善。因此,面对着金融稳定这一重要目标,宏观审慎政策的操作首先要求我们秉承审慎的态度,不忘初心,方能持重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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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黄金,遭遇强监管

论文 杨涛 2018年08月01日

互联网黄金,遭遇强监管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

近日,为了规范互联网黄金业务,防范黄金市场风险,央行发布了《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拟从机构资质、业务范围、备案管理、信息披露等多个角度对互联网黄金业务进行全面规范。由于黄金交易的特殊性,这一政策也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其将对互联网黄金业务带来哪些影响,应该多加思考。

论文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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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应用于金融领域需非常谨慎

演讲 杨涛 2018年08月01日

区块链应用于金融领域需非常谨慎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

“整体上来看,现在区块链最适用的领域应该说还是在非金融领域。在金融领域特别是涉及到金融稳定性这块,它受到各个国家监管的严重关注,应用还是比较难的。”7月8日,CFT50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在以“探寻开放与监管新范式”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演讲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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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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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sPress

新浪财经 - 2019年01月16日

新华网 - 2018年11月06日

中国新闻网 - 2018年05月30日

新华网 - 2018年0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