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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银行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国内外银行业政策与实践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监管政策制定、地区金融发展、商业银行转型与创新等。银行中心致力于推动国内外银行业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为国内外科研组织、商业银行机构提供应用性研究成果和咨询。研究团队不仅包括实验室专职研究员,还包括来自监管机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特聘研究员。

拟聘用人员

研究员(所内)

????李广子(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研究员)

????任梦洁(金融所脱产博士后)

????刘艳君(金融所脱产博士后)

高级研究员(暂无)

特聘研究员(资料见聘用表)

????王? 剑 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分析师

????李奇霖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

????谢? 玮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员

????栾? 稀 民生证券,研究员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 执行院长

????张吉光 上海银行计划财务部 总经理助理

????王雅君 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特聘高级研究员(暂无)

拟聘用行政秘书

????王? 莹

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规范聚合模式发展,缓解普惠金融供求失配

评论 曾刚 2019年08月21日

普惠金融是世界性的难题,其成因与供求双方的特点有关。在需求端,普惠金融的客户以小 微企业、“三农”、“双创”及其他弱势群体为主,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自身经营也相对脆弱, 抗风险能力差。而在供给端,传统金融机构受限于自身经营模式,以及审慎监管的要求,运营成 本居高不下,难以有效触达长尾客户。

供求失配造成了普惠金融客户“融资难、融资贵”与金融机构“资产荒”并存的现象,资金 无法被导引到实体经济,转而在金融层面形成空转和套利。

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扭转这种供求错配的局面,让金融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在普惠金融的层面上,重点在于如何根据供求两端的特点,通过更有针 对性的金融模式创新,以弥补传统金融业务的不足。近期,普惠信贷的聚合模式在这个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一、聚合模式的运行机理????

在传统的借贷业务中,金融机构通常独立完成从申请到贷后管理的全部业务环节,这种“单打独斗”的模式也一度被移植到普惠信贷领域。但是,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具有金融需求多 元、地域分布广泛且分散、风险复杂且识别成本高、金融素养参差不齐等特点。而单一金融机构在普惠信贷业务中,存在获客渠道单薄、风控效果不理想、资金供给受限等诸多问题,在业务可持续性上遭遇瓶颈。

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模式——普惠信贷聚合模式——被提出并运用。所谓聚合信贷模式,我们将之定义为依托金融科技搭建统一平台,将信贷业务中的获客、数据、风控、增信、资金等 节点上各有所长的机构连接起来,构建为有机生态体系的信贷展业模式。

在聚合模式中,诸多业务参与方在遵循自身经营资质要求和机构间合作规范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沉淀、科技研发、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产生规 模经济效应,从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信贷解决方案。

相比传统的单打独斗模式和赋能模式,聚合模式更具灵活性与机动性,其实质是主动找到业务经营中的缺陷,整合在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构,通过协同作用消除短板,同时通过最大化普惠信贷业务中各核心节点的产能,降低成本,惠及民生。

从流程上讲,完整的普惠信贷业务链条可以拆解出产品设计、营销推广、客户准入、风险评估、额度授信、增信、签约、贷后管理和催收等诸多环节,简要起见,可以将普惠信贷全流程提炼为获客、风控、增信和资金四个主要节点。

获客是普惠信贷业务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节点,其目的是要找到并吸引具有与产品相适应的金融需求的优质客户,其核心问题是接触客户的渠道和成本。很多类型的机构都可以在这一节点上 提供独具特色的资源。在线上,大型门户网站和社交平台可以提供营销和引流服务,一些有能力的互联网巨头还可以定制专属甄别模型,提供精准营销服务;在线下,保险公司、支付机构以及税务机构等都具有特殊场景,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触达广泛客群。

风控节点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信贷业务聚合数据资源和提供模型支持。从数据和技术来源的角度,该节点上可以提供数据的机构包括两类,一类是负责产品风控的机构,它可以运用自有的数 据和模型,也可以开发网络爬虫,在客户授权的基础上爬取所需数据;另一类是专门的服务商,包括同盾科技、聚信立、前海征信等机构。通过集成互联网数据与金融数据,聚合模式可以运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在身份认证、客户画像、反欺诈、风控审批等流程中对潜在客户进行精 准、立体的识别和风险把控。

增信节点的主要目的是与资金节点进行风险分担,尤其在银行作为出资方时,银行出于风险考虑,通常需要保险公司签订保单后再进行审批授信。通过产险、信保等增信方的加入,负债端和资产端的风险和收益得以匹配,而保险公司由于具有多年的精算经验和模型积累,可以较为专 业化地为风险定价。

在资金节点上,商业银行通过联合贷款或者助贷成为聚合信贷模式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银行来讲,聚合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大大扩展了其对下沉人群的触达能力。商业银行自身的普惠业务,虽然定价较低,但是一般仍要求户口、社保、房产等硬指标,对相当数量的普惠客户而言,这样的门槛仍意味着金融排斥。通过聚合模式,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较低的触达服务成本和营销团队管理成本,获取了具有增信的,从而符合其风险-收益偏好的优质资产。

通过联结上述获客、风控、增信和资金节点上的诸多机构,聚合模式专业化的分工突破了客 群下沉等诸多瓶颈,推动了小微企业、“三农”人群融资问题的解决。同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了信贷价格,真正使普惠信贷惠及民生。

三、平衡创新与风险,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

从本质上看,普惠信贷的聚合模式,通过重构金融产业链条,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强大集成能力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普惠金融的供求失配问题,在降低信贷综合成本的同时,有效扩展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重构了信贷业务的链条,原本由一家机 构完成的业务,改变为由众多机构共同完成,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对当下仍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规则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在聚合模式的实践中,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以实现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需要系统研究的一个问题。立足于现有的机构监管框架,对聚合模式的监管,我们有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严格准入,规范机构合作。在普惠信贷的聚合生态中,对某一类持牌机构的监管,均难以对整个业务链条形成完全的覆盖。对此,监管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其一,在互联网信贷涉 及的主要节点中,现有法规要求持牌的业务,只能由持牌机构经营。其二,现有法规未要求持牌 的业务,如获客、信贷技术以及贷后管理等领域,应允许持牌机构与各类具有专业优势的非持牌 机构合作,鼓励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其三,对机构间合作的监管,可以根据合作对象的性质进 行分类。持牌机构与持牌机构之间的合作,由相应监管部门分业管理,但要保持政策的协调性;对于持牌机构与非持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持牌机构为监管主体。此外,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现有 监管规定适度延伸监管范围,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对持牌机构的合作对象进行监管检查和评估。????

第二,因势利导,平衡创新与风险。前文提到,聚合模式对属地监管和信贷政策的有效性会 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从普惠信贷的服务对象,以及利用大数据和金融科技降低融资成本等特征来看,它又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薄弱环节的政策导向。有鉴于此,不能简单基于既有的信贷规则,对普惠信贷采取“一刀切”的要求,而应该因势利导,平衡创新与风险。具体可考虑,在允许聚合模式发展的同时,对其客户对象、单笔额度进行限制,突出其普惠金融定位,以弥补 线下信贷对普惠金融客户覆盖的不足;对中小银行跨区域资金进行一定的比率限制,以防止部分 机构资金过度外流;鼓励中小银行与其他主体合作,以聚合的方式开发、服务本地客群;强化对 普惠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确保其符合监管政策导向。????

第三,规范法律关系,厘清责任与风险承担。与传统信贷由单一机构完成不同,聚合模式的 不同节点上,往往有多家不同类型的机构参与,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但从风险分担角度,一旦 发生信用风险损失,各自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实践中有“联合 借贷”和“助贷”等多种不同的合作模式,法律关系和风险承担各不相同。而且,从借款者视角 看,借款的入口与资金的真实出借方不完全一致(如联合贷款模式下),甚至完全不同(如助贷模式下),也容易造成纠纷,给金融机构带来法律风险,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造成伤害。所以,聚合信贷监管的一个核心,是要明确参与各方的法律关系,并根据特定的法律关系,参照现有的 监管规则,对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规范。????

第四,完善制度,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聚合信贷的参与者众多,各方法律关系不明晰,加 之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大量的实质性交易处理全部隐藏至后台,金融消费者往往只能面对 极简化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化的业务描述,缺少风险质询和疑问解答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消 费者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弱势地位会愈发明显。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有如下几个可探讨的 方向:一是根据聚合模式创新的新特点,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二是强 化行为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树立行为监管的权威性及震慑性,确保金融机构经营 行为守法合规,营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加强金融消费者 信息保护,强调身份识别系统的保密性、安全性,建立消费者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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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新一轮宽松周期来临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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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以来,随着全球经济景气度的下滑,各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十年德债下行35BP跌至-0.32%的历史最低点,十年美债下行53BP跌破2%,欧央行与美联储也接连释放鸽派信号,新一轮宽松周期正在加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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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前,金融危机从美国起势,席卷全球,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施行了量化宽松政策,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但这些流动性并没有对经济构成强力的提振,反而大量积压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账户中,因为发达国家在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内生的信用扩张动能弱。

新兴市场由于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危机冲击相较发达国家小,潜在经济增速更高,加杠杆的空间比发达国家更大。

在金融危机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新兴市场国家有效的融资需求十分强劲,十年内(2008-2018)实体经济杠杆率便提高了60%。这为发达经济体低成本的流动性资金找到了极好的资产归宿,也为全球经济继续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找到了引擎。

因此,在上一轮宽松周期里,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生态是一个发达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新兴市场国家加杠杆提供资产的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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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分工体系下,发达经济体的消费需求虽有所恢复,但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克制了不少,新兴市场所面对的外需环境与2008年前相比实际在走弱。金融资本由于新兴市场加杠杆创造出不少高收益资产,大量流入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表因此出现了经常账户盈余收缩(17个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加总,从2007年3633亿美元收缩至2018年1278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扩张,外债规模增速加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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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后,当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再度放缓,货币政策再宽松的浪潮又一次卷土重来。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环境与形势早已物是人非。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一轮的宽松周期中作出的路径选择,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未来多年的发展。

一来,相较于经济的缓慢复苏,金融危机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大的效用是催生了全球金融资产的上涨,让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大幅提升。而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在这一轮宽松周期中,却没有感受到确切的福利提升,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的失落感与变革的意愿与日剧增。

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与左翼力量开始异军突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萌芽,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劣,经常账户盈余的收缩力量会进一步增强。

二来,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加杠杆之路已经走过近十年,外债规模与杠杆率都已经处于高位,发达经济体再宽松,再释放流动性,是否要继续接棒加杠杆,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未来。

一种选择是,继续接棒加杠杆。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内部资本稀缺+本币边缘化+经常账户盈余收缩力量强化,做出这种选择的新兴市场国家既难有足够的内部储蓄来推动投资,也难再获得稳定且持久的外来储蓄,最后为了弥补储蓄-投资的缺口,只能冒险选择举借不稳定的外债来做货币错配。

在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货币错配造成的外债规模膨胀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将随着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周期的变动而动荡。

因为国际资本流入并留在新兴市场,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借贷资本的利率较低且趋于下行;2)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能够提供高收益回报率资产,与国际资本的借贷成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

当全球处于“货币宽松+新兴市场国家加杠杆”的组合环境下,这两个条件是强有效的。

但当全球货币收紧,流动性收缩,借贷国际资本的利率提高时,原本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就会平掉新兴市场的货币头寸流出,转而持有发达国家的货币头寸。

原本举借外债加杠杆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先后经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消耗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或放任贬值——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输入性通胀——提高政策利率稳定汇率与通胀——利率趋势上行、经济下滑、权益资产大幅走熊”等连锁反应,美元资产与黄金在这种环境下将成为最佳的避险增值选择。

2014-2018年美联储缩表加息过程中的土耳其、阿根廷与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便是该选择下极端表现的代表。

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但受制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综合国力,在面临经济放缓局面时,都会倾向于或者说不得不采取加杠杆对冲的政策。

因此,当全球货币政策再次收紧时,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还是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我们之前所述机制的影响,具体影响大小则视所借外债规模、外汇储备规模以及其他因素而定。

另一种选择是保持定力,顺应趋势,以改革推动经济出清,向英美等具备较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发达国家靠拢。

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一般是大国,需要经济体前期的发展与综合国力达到一定的实力,能够通过经济转型实现:

1)货币国际化,举借的外债大部分可以是本币外债,不存在货币错配的风险;

2)经济实力与地位提升,所生产的商品与提供的服务具有独特性与创新性,受到全球经济体的认可,能够支撑与维持货币的国际地位。

在转型与改革过程中,做出这种选择的经济体难免存在适应期的阵痛,债券、黄金等低风险或避险资产相对而言会是更好的选择。

在转型成功后,实体经济的活力重新焕发,新兴高科技产业与优质的企业勃发,投资权益资产享受成长的红利会是更好的选择。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轻资产化,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将趋势下行,利率的高点与中枢也将在一个长周期内趋势向下。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利用人口红利+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跃居至世界前列,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化程度也已经取了显着的进步。

经常账户顺差虽然收窄,外债规模绝对总量达到1.9万亿,但外债中的本币外债比例33%,超过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且仍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规模,能够较好的应对未来外债的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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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来看,还是就经济与金融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来说,我国完全有能力走改革转型的道路。

从中央设立科创板+管控地方政府债务+调控房地产+结构性去杠杆等一系列的综合举措来看,现在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未来,随着经济对基建与地产的依赖下滑,创新与科技发力推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人民币资产将越来越受全球资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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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的新意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8月21日

2015年中英双方就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沪伦通”提出构想,2018年相关文件密集发布,“沪伦通”制度设计初现端倪,11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一系列配套业务规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等8项。经过4年的准备,2019年6月17日“沪伦通”正式启动。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渠道和金融开放的又一布局,“沪伦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又一里程碑。

在“沪伦通”之前,“沪港通”和“深港通”组成的“陆股通”已经成为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先河,“陆股通”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将内地交易所与香港交易所建立起技术连接,让两个市场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市场,开通“沪港通”或者“深港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直接到对方市场中交易。

与“陆股通”相比,“沪伦通”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首先是时差问题。北京与香港没有时差,直接在对方市场交易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伦交所)和上交所之间存在7个小时的时差,上交所交易时间是北京时间9∶30-15∶00,伦交所交易时间是伦敦时间8∶00-16∶00,也就是说,伦交所的交易时间正是北京时间15∶00-23∶00,此时上交所刚好收市,如果两地直接互通交易,交易时间不统一就是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其次是市场制度和交易方式的差异。上交所的交易、交割均实行T+1,而伦交所是交易T+0、交割T+2;上交所有涨跌限制而伦交所没有;上交所只能以人民币报价、人民币成交(B股可以以外币成交),而伦交所可以支持美元和欧元等多种币种的报价和成交。此外,还有两地资金跨境、对两地资本市场冲击等问题,这使得“沪伦通”不可能直接沿袭“陆股通”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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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不仅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思路的延续,更有创新——采用存托凭证(DR)作为中介来联通两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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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就是将境外发行上市的股票保管到当地机构,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以当地币种结算、供当地投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通过存托凭证可以实现异地交易,每份DR对应一定数量的境外股票,DR发行之前都要明确转换机制,将股票与DR的份额进行转换。

存托凭证的类型很多,按照是否公开融资分为融资型和非融资型,按照是否允许公开买卖分为公募型和私募型,按照上市公司是否参与可以分为参与型和非参与型。

存托凭证的运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发行、交易和注销。发行是将某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托管在境外的银行中,在托管银行收到股票后可以通知境内发行机构发行相应数量的存托凭证,存托的股票如果没有特殊规定可以是存量市场的股票,比如大股东减持、二级市场买入,也可以是增量的新股。交易是在存托凭证上市以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买卖,与一般证券交易相似。注销是在对于发行后的存托凭证而言,凭证持有人可以向国内存托机构提出把存托凭证转换为对应的海外基础股票,与此同时将存托凭证注销,并通知海外托管银行释放对应的基础证券。

“沪伦通”主要分东、西两个业务方向:东向伦交所上市公司在上交所挂牌CDR,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上交所购入伦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存托凭证,采用人民币结算,但是“沪伦通”中东向业务中不能发行新股的CDR。西向上交所上市公司在伦交所挂牌GDR,境外投资者可通过伦交所购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存托凭证。

“沪伦通”为何以存托凭证为中介?原因在于:第一,为了避免时差问题。采用CDR作为转换机制,将对方市场股票转换为DR至本方市场,投资者不用直接到对方市场上交易,从而实现了产品跨境而投资者不跨境,这与“陆股通”的产品不跨境而投资者跨境正好相反。

第二,为了同时缩短跨境转换周期。初期开展跨境转换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可以在对方市场持有不超过等值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和特定投资品种,这样在当地市场进行DR买卖以后,转换机构就可以根据自己在对方市场持有的现金和投资品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时进行转换。举个例子,比如某公司在伦交所挂牌GDR,伦交所的投资者投资上交所价值1亿元股票的GDR,经纪商就将自己在境内的资金购买1亿元的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价值1亿元股票的GDR,经纪商就将自己在伦交所的现金兑付给该投资者,同时在上交所将股票卖出。

第三,为了避免对对方资本市场形成冲击,初期“沪伦通”在额度管理方面规定,初期阶段西向、东向业务的总额度分别为3000亿元和2500亿元。同时,由于我国的金融开放还在进行中,在东向业务,也就是伦交所上市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交易中,不允许新增证券作为交易对象,也就是上交所的投资者不能通过CDR购买到伦交所新上市发行的股票,但是上交所新发行的股票可以通过GDR在伦交所上市,也就是说伦交所的投资者可以通过GDR对我国的股票“打新”。换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伦交所通过CDR放到上交所的股票只能是存量股票,不能在A股市场新增融资,不具有融资功能,但是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GDR直接在英国市场发行新股,募集到增量资金,具有融资功能。

第四,在交易制度和交易规则方面,存托凭证的发行要遵循发行地交易所的规则,比如东向业务中,伦交所上市公司在上交所发行的CDR都是T+1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同时限制涨跌幅。

第五,为了保证发行顺利和平稳。目前参与“沪伦通”发行的股票都有严格的限制,从条件上来看更倾向于市值较大、有广泛投资者基础、发行有一定年限,且流动性较好的蓝筹股。从行业分布上看,更多地集中在能源、新材料板块,虽然估值较高,但是股息率也较高。这些公司拓展东向业务,由于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融资功能,因此在中国市场上发行股票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拓展中国市场,提升在中国的影响力,其中新材料、能源、日常消费等板块受到关注较多,比如联合利华、汇丰控股等。

按照东向发行条件,伦交所中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大概有不到150余家;西向业务中,上交所上市公司发行的GDR是在伦交所主板市场下的上海—伦敦互联互通板块(Shanghai-London Stock Connect Segment)上市和交易,按照发行GDR的条件,近期来看,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有200余家。西向发行的上交所上市公司虽然股息率没有伦交所那么高,但是成长性较好,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有目共睹,且目前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在发行初期,上证50指数(2893.2239, -4.29, -0.15%)中的蓝筹股市值大、流动性好,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有可能是参与“沪伦通”的先驱。

在这些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沪伦通”将上交所与伦交所相互联通,毫无疑问,其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发展的影响值得期待。

第一,“沪伦通”是我国金融开放的重要一步,必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日渐成熟。伦交所是世界四大证券交易所之一,伦敦是世界最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相对伦交所而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需要学习,在“沪伦通”机制下,我国资本市场与伦交所必将进行一系列沟通和交流,我国有望在交流中获取经验,助推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也为未来与其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探索、总结和提供经验和借鉴。

第二,丰富了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在西向业务中,中国企业通过“沪伦通”发行新股的GDR从伦交所获得融资,融资渠道进一步丰富。同时东向业务中可以借助引入西方战略投资者,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

第三,有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一个币种的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被更多地流通和使用,“沪伦通”的西向业务中,GDR可以以人民币计价,毫无疑问将增进伦交所投资者对人民币的认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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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石头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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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商品市场的焦点明星是铁矿石,其主力期货合约在六个月时间里,从470点涨至808点(6月24日),年内绝对投资回报率超过了70%。

从基差来看,铁矿石的期货相对于现货仍处于贴水的位置,贴水的幅度大约是40元(截止6月24日),高于历史均值。铁矿期货的涨幅是理性且冷静的,没有明显的过热与泡沫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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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基本面来看,今年铁矿石的供需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

需求端,在年初相对偏高的钢厂利润+环保限产松动的环境下,钢厂的高炉开工率有了大幅度的上涨,前五个月生铁产量超过了3亿吨,同比增速为8.9%,远高于去年同期的-0.60%。

供给端,我国铁矿石自身储备虽然位居全球前五,但品位低(铁元素的含量)且多埋藏于地下,开采的难度大,炼钢所用矿石多从国外进口,对外依存度在80%以上。

在外部进口的铁矿中,我国又多以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FEG四大主流矿山为主要来源。

而这四大主流矿山,在今年一季度,先后发生了矿厂溃坝、飓风冲击发货港口影响矿采等事件,发货量与港口到货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国内铁矿石的供给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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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强势+供给收缩的组合下,铁矿石在今年上半年进入了被动去库存的象限,港口库存从1.42亿吨快速去化至1.17亿吨,价格暴涨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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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疑问是,6月下旬以来,铁矿石在冲击了837元的高点后,出现了盘整,这是趋势反转的信号,还是短暂的回调?

本周末唐山新提出的限产政策对铁矿石的需求影响几何?又是否会成为铁矿多转空的拐点?

我们的观点是:短期内,铁矿石的供需关系出现了边际上的改变,价格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但目前的限产强度还不足以弥补铁矿石全年的供需缺口,更顺畅或者更具确定性的趋势性做空机会还需要等待更明确的信息。

第一,如果不考虑港口的库存,今年全年铁矿石的供需平衡表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具体规模虽然仍存在争议,但市场普遍预期在4000万吨以上。

我们可用已知的数据简单做一个供需两端增量的对比。

需求端,2018年中国全年生铁产量是7.71亿吨,对应铁矿石需求是12.33亿吨(按1吨生铁需要1.6吨的铁矿石计算,7.71*1.6)。

今年前五个月生铁同比增速为8.9%,考虑到未来在采暖季限产和环保压力下的限产等因素,今年全年生铁同比增速可能会跌到5%,全年生铁产量为8.09亿吨,对应铁矿石需求为12.94亿吨,较2018年增加6000万吨左右。

而供给端,由于必和必拓、FEG的发货量与产量在2020年的财年目标(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尚未披露,其他国家与国内铁矿增产的规模也无法准确估算,因此准确的供给增量我们无法得知。

但淡水河谷预计其全年铁矿石销量在3.07-3.32亿吨(预期中间值3.2亿吨),比2018年的3.66亿吨减少了4600万吨,假设2019年销往中国的规模比例与2018年持平(55%),则今年淡水河谷对中国铁矿石的供给同比增量为-2530万吨(4600*55%)。

力拓也同样做了披露,今年全年的发运量大约为3.2-3.3亿吨,2018年为3.38亿吨,减少800-1800万吨,按2018年中国贡献40%的销售收入计算,今年力拓对中国铁矿石供给的同比增量会在(-320万吨,-720万吨)之间。

因此,仅看两大铁矿石的供给巨头,2019年中国铁矿石供给同比会减少2850万吨至3250万吨的规模,相比于需求端同比新增需要的6000万吨,相差悬殊。

第二,按照现在唐山市政府的限产要求,以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限产后唐山钢厂日均生铁产量会下降大约10万吨,对应铁矿石的需求为16万吨,到7月底限产结束(以6月24日为起点计算),共拖累铁矿石需求大约600万吨。

而如果假设全年缺口为4000万吨,扣除上半年已经形成的2500万吨(港口库存消耗规模),下半年至少还有1500万吨的供给缺口。现在唐山的限产强度所抑制的600万吨铁矿石需求,显然是无法补上这个缺口的。

第三,6月下旬出现的这一波调整,主要是因为近期日均疏港量(将铁矿从港口运出的货运规模,反映钢厂需求)出现了下滑,叠加唐山限产消息与几大主流矿山的发货量提升,供需关系出现了边际上的改变所致。

而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供需缺口仍然存在,现在铁矿石的多头预期依然较强,铁矿调整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下跌的也会较为艰难,后续有反弹的可能。

未来,可能改变这种预期与状况的破发因素有三个:

1、供给出现超预期的增长。中国通过其他国家、增加废钢投入等手段弥补了主流铁矿供给的缺失,或我们对于供给的预测出现了较大的失误等;

2、限产的持续与加码,利用行政手段抑制了钢厂的生产,尤其是在今年的国庆前后,使生铁的产量下滑,原本预期的供需缺口缩窄甚至消失。

考虑到天气与环境问题具有不确定性,限产的力量可能也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在半年报中所描述的商品顺畅的做空机会,可能很难出现。

3、钢厂的自发调整。铁矿作为黑色商品的上游原料端,其归根到底看的还是地产与基建的终端需求,如果终端需求走弱,价格下跌,钢厂的利润转负,则钢厂会自行调整产量,从而带来铁矿石需求和价格的下降。

从目前来看,铁矿最佳的做多时机可能已经过去,未来第二种和第三种结合的可能性较大。

即一边有不确定的限产,一边具有韧性的终端需求逐步走弱,成材的价格下行受阻,钢厂的利润震荡波动,铁矿的需求处于来回拉扯中,价格最终可能是宽幅震荡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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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需从四个方面规范

评论 曾刚 2019年08月16日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居民财富增长,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当前,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消费升级加速,带动了消费贷款等零售业务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也在增强,为消费贷款需求提供了支撑。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则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务人群,提升服务效率和风控能力,加快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为消费信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也能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消费信贷对消费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消费结构的变化上。消费金融不仅增加了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近年来还开始更多向个人成长、自我提升的领域延伸,与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等“非传统”商品相关的消费信贷规模不断扩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金融业务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然而,在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中,消费金融也出现了过度借贷、过高利率等不合理现象。从长远看,要实现消费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充分地发挥其服务经济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要完善监管政策。按照“金融业务由持牌机构开展”的总体原则,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对电商消费金融平台、分期购物平台、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及其他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机构进行规范,包括准入条件、业务范围、内控制度、市场退出机制、消费者保护等。要注意不同类型机构在监管标准上的统一,避免不公平竞争。

其次要加强消费金融业务信用风险管理。引导消费金融机构以真实消费场景为支撑拓展业务,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建立消费场景,实现消费金融业务与消费场景的融合,引导资金真正流向消费领域。降低和限制无特定用途的消费贷款业务占比,平衡好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第三,要加强行业信息共享,避免过度授信、多头授信。将消费信贷信息纳入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实现各类机构对消费者信息的共享,从源头上降低过度授信、多头授信的风险。

第四,要加大处罚力度,强化消费者保护。尽快建立标准化的行为监管流程,丰富并完善监管手段及工具,将产品干预等相关内容纳入行为风险监管框架。强化行为监管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惩处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消费金融市场环境,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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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到多元的银行体系变迁

评论 曾刚 2019年08月16日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已经从单一银行体系,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业体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的高速腾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1949-1978年:单一银行体系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1949年,我国正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同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银行业也实行统一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除了发行货币以外,还办理对企业和个人的存贷款业务。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明确的中央银行职能,并非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混合,而是唯一的商业银行。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也尝试建立过专业性的商业银行机构,但或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分合合,或实质为财政机构、名不副实。比如,中国农业银行在此期间与中国人民银行“三分三合”。1951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农业合作银行建立,隶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承担金融服务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的职责;1952年7月,农业合作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1955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建立,以为农业合作化提供信贷支持;1957年4月,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1963年11月,根据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再次建立。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合并。而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建设银行(当时名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1954-1979年期间主要承担经办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并管理和监督使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部门、单位的自筹基本建设资金的任务,实质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银行。

二、1979-1985年:大一统格局破冰,四大专业银行成立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打破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格局。1979年3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独立。1983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工商业贷款和储蓄业务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来。

为适应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独立出来的各专业银行先后开办了现金出纳、居民储蓄、贷款、国际金融和各种委托代理业务,通过开办各种面向社会大众的商业银行业务、丰富了银行职能,为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分设专业银行的过程中,出现数次经济全面过热情况,投资、消费双膨胀,信贷、通货双膨胀。1984-1986年,贷款余额增速均在30%以上,1985年的CPI同比9.3%。1984年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但并未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在新旧金融体系运转机制的转换下,国家金融管理能力并未及时跟上,大量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导致信贷快速膨胀。1998年再次面临高通胀,当年CPI同比为18.8%,城乡居民储蓄出现负增长,甚至出现大范围的抢购商品、存款挤兑现象。

在专业银行成立的同时,从1980年起,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中国。1980年,日本输出人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营业性机构。在不断适应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稳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银行业将对外开放的区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1983年,颁布《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的管理办法》。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银行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

三、1986-2003年: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成立,国有专业银行实现商业化改制

在这个阶段中,商业银行体系的多元化趋势更趋明显,市场活力也不断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成立。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相继建立。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了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占比不断提升。在此期间内,股份制银行的业务经营也开始突破区域限制,完成了从“区域性商业银行”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转变。

二是政策性银行成立,国有专业银行实现商业化改制。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提出了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措施。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随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国家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建设银行将财政职能和政策性基本建设贷款业务分别移交给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从功能转换上迈出了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重要一步;农业银行将政策性业务剥离给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变;随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外汇由外汇管理局经营,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也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主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三是城市信用社改革,城商行成为银行体系的新成员。1985年底,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成立第一家城市信用社。截至到1994年末,全国共计成立城市信用社达5200家。受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不规范等因素,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信用社风险问题日益突出。针对城信社不断暴露的经营风险,1993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各地将城信社进行合并、重组,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以化解存量风险、防控增量风险。1995年,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1997年成立的深圳市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城商行。1998年,考虑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性质,不再适合用“合作银行”的字眼,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城市合作银行变更名称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四是规范外资银行准入和业务范围。随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外资银行业务快速发展。为适应新的变化,在修订和完善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基础上,199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1996-1999年间,我国颁布《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方法》、《关于批准外资银行加入全国同业拆借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以放宽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准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中国企业和中国居民的外汇业务,在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四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同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订)》。2003年12月,我国在上海、深圳、广州、青岛、珠海、南京、武汉、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等多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2003年12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颁布,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资格条件和持股比例。

五是行社脱钩,农信社回归“合作制”。1951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记账办法草案》,农信社在政策引导下迅速发展。1956年,农信社数量已经超过16万个、社员达到9500多万人,包括6800多万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左右,全国8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在1978年之前,农信社一直由央行直接管理。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将农信社划归农行代管,采用两套编制、两本账薄。1984年,县级联社管理体制(县联社)建立,农村基层信用社入股组建县联社。1988年末,农信社机构、网点近40万个,建立县联社2200多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80%以上。1996年8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发布《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实行“行社分离”,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400多个县联社开始逐步脱离与农行的行政隶属关系,重新成为“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制金融机构。

四、2003-2013年:国有大行股改上市、多元化银行体系基本建立

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为顺应经济发展需要,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04年,国务院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与1994年、1998年的商业银行改革不同的是,本次改革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方式,措施包括国家注资、财务重组,彻底消化历史包袱。并且,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内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管理;在境内外公开市场上市,接受市场监督。经过改革,国有银行化解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轻装上阵,解决了体制、机制性障碍,为后续的高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中,除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发展之外,其他类型的银行业机构也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段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逐步形成。

一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优化业务范围。2008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根据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在改革原有邮政储蓄管理体制基础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年1月,经国务院同意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多家股份制银行先后上市。目前,我国现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除恒丰银行、渤海银行外,其余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在A股或H股实现上市。

三是城商行发展迅速,部分城商行竞争力显着提升。2004年,银监会出台《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关于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改制设立城市商业银行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将城商行纳入商业银行的统一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城商行都没有发生大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事件,反而实现了逆势而上,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革,成功化解了城信社遗留的区域金融风险,转变经营模式,扎根当地、服务小微。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截止到2019年4月末,我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34家,资产规模35.49万亿,占银行业的比重为13.2%。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农商行、村镇银行试点,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发展。2003年6月,国务院正式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开启了农信社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同年,农商行、农合行开始试点,符合改制要求的农信社纷纷组建农商行、农合行。截止到2019年4月末,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456家,农信社系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资产规模在35万亿左右,占全部银行业的比重达到13%,是我国“三农”、普惠金融的主力军。

2006年12月20日,全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个省(区)的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2007年10月,银监会宣布试点从6个省扩大到31个地区。截止到2019年4月末,国内的村镇银行已达到1625家。

五是大批外资分行改为外资独资法人机构。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行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并可享受“国民待遇”,即可经营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承兑贴现等仍人民币业务,在人行批准后,还可经营结售汇业务。但非独立法人的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仍限于境外客户。因此,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星展银行、德银在内的大批外资分行改为外资独立法人。

四、2013年以来:民营银行试点、银行业进一步开放

2014年,银监会宣布开展民营银行试点工作,互联网银行出现。天津金城银行、深圳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是我国首批试点的民营银行。截至2019年5月,全国已有18家民营银行获批,其中有17家已开业运营。其中,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和四川新网银行是纯粹的互联网银行,没有线下网点;三家互联网银行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创新经营模式,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民营银行的试点外,金融开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14年之后,国务院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又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准入条件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银监会发布多项通知,进一步拓宽在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范围,包括允许外资银行参与中国企业债投资和交易、批准外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开展国债承销等。2018年以来,新一轮金融开放的节奏加快。2018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已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修订工作,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银行业各项开放措施持续落地,多项市场准入申请已获受理和批准,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等措施也将逐步落地。

五、未来的展望

在建国以来的70年里,中国银行业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探索革新,形成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商业银行探索并成功实践了符合中国特色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众多中资银行股改上市、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成功。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银行业提出的新要求。为落实这一要求,在多元化银行体系的基础上,未来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值得关注:一是鼓励中小银行机构发展、拓宽民营银行试点范围,提高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大银行业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力度;二是推动新一轮金融开放,逐步放开外资的投资比例限制和市场准入限制,适度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进一步丰富银行机构体系;三是探索差异化的监管制度,鼓励各类银行实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改善当前商业银行业务品种整体单一、产品和服务同质的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与民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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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花式”违规 银行如何防风险

采访 李广子 2019年08月13日

一、信贷业务违规多发 贷款不能“一贷了之”

信贷业务违规多发,也是天价罚单频现的领域。其中,贷款发放是违规“高发区”,包括违规向关系人发放贷款、未执行贷款相关面签程序、降低信贷条件发放贷款等。

那么银行的信贷风险该如何防范?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广子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信贷业务风险是银行面临的最重要风险之一。贷款发放环节处于银行信贷业务链条的上游,做好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防控对于整个信贷业务的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中,部分信贷经理违反银行信贷政策向不符合条件的关系人发放贷款,或者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对于这种情况,从银行层面要制定严格的关联交易管理政策。首先是要明确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建立关联方基础信息系统,对关联方实施穿透管理并对关联方信息进行动态更新,保证关联方信息的准确完整;其次,对于确定为关联方的,要就关联贷款的准入条件、贷款定价、贷款限额、贷款保障措施等制定实施细则,确保关联贷款发放的公允性。”李广子说,这就要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管理。

将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管控前移同样重要。对于银行来说,在贷款发放环节之前通常需要进行客户筛选。做好客户筛选环节的风险管控对于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管控非常重要。李广子认为,首先,银行要建立严格的客户准入条件,并确保相应的准入条件在实践中得到严格执行;其次,要注意贷款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作为支撑。总体上看,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作为支撑的贷款所面临的风险一般较低,要特别重视对无真实交易背景贷款的风险进行排查;最后,要重视贷款客户的第一还款来源,不能盲目依赖于信用增级措施。从实际中看,在信用增级措施充足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出现问题而对银行造成损失的情况也非常多。

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科技与金融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被广泛运用银行业务之中。加强对科技手段的应用,可以减少人为干预带来的损失。对于贷款发放来说,同样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来加强风险防控。比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完成客户筛选、贷款条件的确定,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贷款发放环节中的“人情贷”“关系贷”等问题。

对于银行而言,完善风险治理架构包括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有效的合规职能、独立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纪检监察部门等四道防线。其中,内部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在信贷风险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事后监督功能。大额贷款、重点领域的贷款、重点人员发放的贷款是内部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关注的重点。通过建立完善的事后监督机制提高震慑能力,有效降低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行为。

二、不良资产问题突出 防控新增不良贷款

在信用风险方面,银行资产质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防控新增不良贷款,处置存量不良贷款会成为银行业未来几年最大的压力之一。在李广子看来,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问题较为突出,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1571亿元,不良贷款率1.80%。与2018年4季度相比,不良贷款余额继续上升,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与前几年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处置存量不良贷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的一项重点任务。

“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应当依据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处置方式。对于那些处于暂时性经营困难、仍具有较好行业发展前景的借款人,可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贷款展期、本息减免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帮助借款人度过暂时困难。对于那些可能面临长期经营困难、行业发展前景较差的借款人,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处置力度,尽可能减少损失,包括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出售不良资产、通过法律程序对抵质押物进行处置等。对于那些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应当根据银行实际情况进行核销,剥离不良资产包袱,实现轻装上阵。”李广子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网上拍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情形日益增多。网上拍卖方式通过互联网手段引入了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提高了不良资产的流动性,为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提供了新的途径。

三、公司治理问题犹在 理顺体系尚需3年到5年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三会一层”结构不断优化,决策和监督效率提高。但不可否认,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理顺公司治理运作机制?

李广子认为,银行公司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落实以董事会为核心的银行公司治理。从我国商业银行情况看,董事会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决策专业性不足、独立董事履职效果不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有限、董事会对高管层监督不够等。从未来情况来看,我国银行公司治理要更加重视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不断提升董事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更好地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提高银行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二,更加重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关系到商业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攻坚战之一。相应地,商业银行应当把风险管理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董事会对风险管理的职责定位。董事会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人,负责确立风险治理框架,将风险文化渗透至公司治理的全过程,制定银行风险偏好,并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二是构建风险管理的四道防线。包括直接承担风险的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有效的合规职能、独立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纪检监察部门等,合理划分不同防线的职责权限,充分发挥各道防线的协同作用;三是更加重视风险文化建设。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中介,必须牢固树立风险意识,着力打造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在经营管理中做好业务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平衡。

第三,强化对银行集团和复杂架构的治理。随着我国银行业参控股公司的增加和业务的拓展,银行集团化特征明显,很多规模较大的银行通过控股或参股其他金融机构的方式逐渐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发展,组织架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复杂,增加了银行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强化对银行集团和复杂架构的治理,比如,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等。

第四,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对于提高银行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一是要加强董事会对于薪酬体系的评价和监督,及时解决和纠正扭曲的薪酬体系,保障银行的长期稳定运行;二是逐步增加期权、股权等中长期的激励方式,逐步转变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引导高级管理层注重银行运营的长期利益,以便建立全面的利益制衡机制。探索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增加员工长期激励;三是要减少政府对银行高管薪酬、高管任免等方面的管制和干预,逐步建立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机制,让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化经营主体,这一点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尤为重要。

第五,通过加强监管改善银行治理。有效的外部监管对改善银行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力量改善公司治理进展相对缓慢。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强监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促进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就显得尤为必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和检查,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并加以处置。

四、未来需防范多重风险 转型分化决定市场占位

银行业作为金融服务业,其风险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李广子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需要重点防范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对公业务领域中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信贷风险。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在这种背景下,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风险不断暴露,银行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恶化风险。特别是对那些地方区域性中小银行,由于受经营区域限制,只能在本地经营,贷款投放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本地产业,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风险分散。相应地,此类地方中小银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将会更加严重。另外,当前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受此影响,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的贸易企业将面临较大的冲击,进而也会对那些相关联的银行产生冲击。

二是零售业务领域中的个人消费贷款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同时也诞生了较大的消费融资需求。个人消费贷款成为近年来银行快速增长的一项业务,很多银行把个人消费贷款作为其业务转型的一个重点领域和业务增长点。与传统的对公客户不同,个人客户通常无法提供有效的抵质押物,贷款方式主要是信用贷款。与此同时,当前部分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盲目扩大客户群体,“重流量、轻风控”,大量高风险的个人客户被纳入银行服务范围,“长尾客户”的增加使得银行面临的风险有所加大。从资产质量来看,部分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上升较快,需要高度关注。

三是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风险。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业务多元化趋势明显,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信贷业务占比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贷业务风险对银行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风险重要性不断上升。比如,银行市场化资金来源和运用不断增多,增加了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此外,尽管银行表外业务在强监管、去杠杆政策的作用下已经明显收缩,但表外业务仍然占有较大比重,也给银行带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声誉风险;同时,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银行本身的组织架构也日益复杂。部分银行通过投资控股或参股了多家子公司,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组织架构的复杂化增大了银行内部管理难度,也因此加大了银行运营风险。对于上述新型风险,都需要给予重视。

五、金融监管把握节奏和力度 拆除“炸弹”而非引爆“炸弹”

监管应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能力,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中拆除“炸弹”,而不是引爆“炸弹”。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监管,如何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李广子表示,好的监管应当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保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不能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金融监管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风险的重要程度把握好风险处置的先后顺序。不同风险的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覆盖面广,危害程度大。对于这种风险,要将其作为重点进行处置。比如,当前P2P网贷风险,由于其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利益,覆盖面广,且通过互联网渠道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与之相比,有些风险具有长期性,需要从长远角度合理把握处置力度和方式,如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等。

二是做好监管的协同。随着金融机构业务的交叉和复杂化,很多金融风险的处置通常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需要不同监管主体之间加强协同。如果不同监管主体之间出现不一致,将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增加市场的波动。

李广子表示,在合规框架下的创新通常来说是阻力最小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比如,近年来商业银行将金融科技应用到产品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这种创新也是监管部门所鼓励的。

实践中,有很多金融创新是对现有监管规则的突破。银行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监管规则对银行业务的限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于此类创新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创新是因为现有监管规则确实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其创新有助于推动监管政策的改进和优化,从而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比如,移动支付的普及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种创新也应当加以鼓励,监管部门需要做的是对现有监管规则进行改进,以适应新的创新实践。另一种创新则是纯粹出于逐利目的,只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甚至扰乱金融市场,而并未增加财富的总量。比如,银行通过产品创新层层嵌套规避监管进入高风险领域。对于这种创新,监管部门则需要严格加以限制。

总的来讲,对于银行业而言,合规是底线,创新是出路,要时刻平衡好创新发展与审慎经营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可以发挥金融科技在合规中的作用。

李广子表示,金融科技可以在银行的合规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电子银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人工对银行业务运营的干预,增加信息的交叉验证,能够有效降低银行合规风险。随着技术的进步,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发展之间的融合程度会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在保障银行合规经营方面有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随着金融科技应用越来越普遍,对金融科技的滥用也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比如,盲目依赖金融科技所产生的信息、金融科技本身的漏洞等,对于此类风险也需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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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并轨专题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8月12日

从各国的金融发展史来看,利率都经历了由管制到放开的过程,在建设初期,政府低价吸收居民储蓄,低价借贷给企业进行经济建设,由于间接融资占据主体地位,加上银行的低风险偏好,所以资金的运用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大量资金涌向低风险的大型国企,另一方面风险较高的民营企业、新兴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以后,利率市场化的呼声渐高,在各个国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无论路径、时间、背景或者工具手段有多大区别,核心目的就是两个:一方面放开利率,发挥市场发现价值、有效配置资金的功能,但是市场化不是完全让市场决定利率,政策依然要保持对市场利率的调控能力。所以另一方面就是让政策可以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不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调控手段更多地从数量型工具转变为价格型工具。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第二是利率并轨的工具。第三是利率并轨的过程猜想,第四是并轨以后政策如何影响利率。

一、利率管制下的资金“统收统支”

从各国发展历程来看,在经济建设初期实行利率管制是有好处的,在利率管制时代,存款和贷款利率都低于市场均衡利率,一方面保护银行息差,另一方面从居民企业手中吸收低成本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建设。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当人为进行最高价限制的时候,资金的实际供需会偏离均衡点,比如我国的贷款基准利率将利率限制在均衡利率水平之下,实际的资金供给量(Q1)也低于均衡水平(Q2),能获得资金的是风险较低的大型国企,他们也获得了大部分的剩余价值。

因为价格被管制,加上间接融资占据主体,所以此时银行的经营策略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大型国企等)把量做大(最大到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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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利率监管下的资金供需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在两个方面扭曲了资金市场:

第一是资金供给量少于均衡的资金供给量。如果利率被严格管制,优质企业的对公贷款饱和以后,银行就没有太多动力去扩大规模,只需要维系存量的对公业务就可以了,比如日本,银行已经将优质企业的信贷分配完,维护好存量关系就可以了。但是所幸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融资需求也在随之增长,尚未达到这个阶段。但是资金供给量的不足就是利率管制的后果之一,也是“金融抑制”的重要体现。

第二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市场资金的配置重安全、轻效率。

在我国的银行的信贷配置中,一直比较倾向于有政府背书的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初期,国有企业掌握着军事、能源、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命脉行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初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此时市场上仍然存在旺盛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这些需求就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从金融系统流出。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同业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具有国资背景和高风险偏好的中小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就肩负起帮助资金疏通的责任,因为在大行看来,国有大企业是安全的,而经过同业识别、有同业背书的资产,也被认为是“安全的”。

“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利率)处走”,资金通过绕道同业流向愿意支付高利率的民营企业,就成为了利率突破管制的必然路径。

在17年以前,资金从金融系统流向民营企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大行通过购买中小行的同业理财、同业存单,将资金注入中小行,中小行配置民营企业的非标资产,形成“类信贷”。二是大行通过购买中小行的同业理财、同业存单将资金注入中小行,中小行再通过委外将资金注入非银机构,由非银机构配置民营企业的信用债等。

在18年监管趋严以后,同业市场被严格监管,这两种方式都被打压,于是非银就通过结构化产品的方式,为低等级发行主体融资。

因为绕道同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资金的供给曲线上移,导致“金融创新”部分的“类贷款”利率高于均衡利率,但与此同时部分原本在管制下得不到融资的企业可以得到融资,资金的供给量也增加到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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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率不是所有企业都支付的起,一般情况下只有三种企业:第一种是高回报率的行业。第二种是不担心偿还的行业。第三种是不计成本、急需资金补血的企业。

第一种行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较多,这时金融系统共享与实体增长的成果,但是在经济趋稳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少了,而第二种第三种行业(企业)通过无疑会拉升宏观杠杆率。

除了享受低利率的大型国企,能够支付高利率的高回报率/不担心偿还/急需补血的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实体中,还有处于中间的“夹心层”,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回报率,也没有政府的信用背书,只能支付得起均衡利率的价格,他们的融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这就是我国的“金融抑制”。长此以往,产业布局不合理就是必然的后果。

所以,长期来看让利率实现市场化配置,或许是避免监管与金融机构之间“猫鼠游戏”的解决方案,利率市场化已经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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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并轨?

第一次,1993年十四届三种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利率市场化的理念,并且提出了“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再进一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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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剩下的存贷款市场上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存款方面是存款基准利率和理财/货基利率并存,贷款方面是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上的“类贷款”利率并存。

并且由于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同时存在,银行的负债和资产行为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步,比如当央行释放低成本的流动性给银行,按理来说银行的负债成本降低,资产配置的时候也应该降低利率,但是现实中因为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利率的传导不畅,这也是“宽货币到宽信用”难的其中一个原因。

根据中央领导的讲话来看,贷款利率并轨先进行的可能性更大,我们根据国际经验,贷款利率并轨主要是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LPR)作为新的管制利率的“锚”,让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内部定价法的LPR

第一种是内部定价法的LPR,即用成本加成或者RAROC定价法(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定价法)来确定LPR,印度和日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LPR是指金融机构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为银行的贷款利率提供一个基准,银行根据不同客户的信用资质在这个利率的基础上加点来确定客户的贷款利率。

日本的LPR叫做最优惠利率,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优惠贷款利率是以国债发行利率为基准,短期优惠贷款利率采用的就是成本加成定价法。相比较而言,日本的短期优惠贷款利率是渐进式的市场化,很有特色,值得借鉴。

在1989年以前,日本的短期贷款是采用法定利率加一定的利差来确定。比如70年是0.25%,81年是0.5%,86年0.625%和88年0.875%。

1978年银行间的短期拆借市场和银行间票据利率和1979年可转让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后,日本的短期利率市场化真正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市场中的资金作为银行短期资金来源重要部分,给银行短期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提供了一定的基准。

1989年日本推出新的短期优惠贷款利率,作为短期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过渡工具。在此之前,日本的贷款利率是在官定利率上加一个小幅利差,跟我们的基准利率上下浮动的情况差不多,为了放开利率管制,日本的做法是以平均融资利率为基准,来确定短期优惠贷款利率,就是将筹资资金利率的基础上加一个小幅利差(1%)。

这个筹集资金的基础利率是由四种资金加权平均得来,这四种资金分别是:流动性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款、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

这四种利率中,后两种可转让存款利率和银行间利率已经实现市场化,所以这个贷款利率就已经部分实现了自由化。

但是此时流动性存款和定期存款作为银行从居民和企业部门吸储的重要来源,一般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最终,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后,日本放开了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1993年6月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10月流动性存款利率市场化。

在流动性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后,理论上来看,决定贷款利率的四种融资利率都完成了市场化,日本的贷款利率市场化也就完成了。

这些市场化的利率,仍然是在一定管制内,可以说是一种协商利率或卡特尔利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利率,但是日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政策影响利率的。

可以看到,日本的利率并轨的思路是用在存款成本的基础上加成定价,随着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贷款利率也逐渐完成市场化的渐进式并轨。

我们当前的LPR是2013年推出的,最初的用意也是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建立一个贷款的市场利率基准,是由大行报价,剔除最高和最低后对其余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然而这些大行对LPR报价中使用的既不是成本加成定价法,也不是RAROC定价法,而是参照央行的贷款基准利率进行定价。

目前来看我国的LPR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是实际报价并不是“最优惠”利率,更多是管制利率而非市场利率。LPR最近一次报价是4.31%,比贷款基准利率4.75%低0.44%,但是却比很多大行给AAA大客户的利率高,所以目前LPR报价的市场属性较低,政策属性较高。

在实际报价过程中,大部分银行都会参考政策给出的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没有调整以后,LPR也就不再波动了,但是实际上的市场利率是存在不小的波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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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LPR是参照基准利率来定价的,那么银行无论是用贷款基准利率还是LPR都是差不多的,LPR既不能反映市场利率,又没有市场敏感性。

第二是LPR目前只适用于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没有长期限的报价,敏感性与期限不匹配。市场利率尤其是一年以内的短期利率变动过快,LPR有明显的滞后,不适合作为短期贷款的定价“锚”。所以,如果要培育成熟的LPR作为过渡性并轨工具,除了提高其市场敏感度,还应该增加更多长期的品种。

第三是应用面不广,目前只用在对公的固定利率贷款中。一来应用范围小并且仍然是以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不能让市场化的利率起到高效配置资金的作用。二来市场化的利率基准没有应用于浮动利率贷款,体现不出LPR随市场变动的灵敏度。

第四是中小行参与度低,影响政策传导效率。无论是参与报价还是参与使用,中小行在LPR中的参与度都很低,从2016年央行“贷款基础利率应用联合研究”课题组的北京调研中可以看出,北京的75家银行中只有5家大行、5家股份行、1家城商行和1家农商行参考了LPR。而报价方面更是完全没有参与。这样就很可能导致中小行在信贷资产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很低,被大行“绑架”,利差和利润都被压缩,并且不利于政策通过LPR传导中小行的客户群体中,影响政策传导的效率。

从现状来看,想要用LPR实现利率并轨,就要先完善LPR,最重要的是:

第一是加强与市场之间的联动,要求银行对LPR报价的时候不能以基准利率为标准,可以参考某个市场利率(比如在货币市场利率的基础上加点),增强LPR的市场敏感度。

第二是加强小银行的参与度,包括报价和执行两个方面。

第三是扩展LPR的应用面,除了将LPR拓宽到对公贷款之外,将LPR推广到浮动利率贷款中,客户完全承担市场利率,减少银行的风险。

在内部定价法中,日本采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但是这对我们来说难度较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利率市场化进度很有可能是贷款先,存款后,如果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在存款没放开的时候用存款来定价本质上还是以存款基准利率定价,既不反应市场利率,也没有市场敏感性,而且后期在存款放开以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可能都会快速上升,局面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学习日本的难度较大。

那么内部定价法中我们可以学习RAROC定价法(Risk-adjusted Returnon Capital,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定价法)。RAROC定价法的本质是对不同风险的贷款客户实行不同的贷款定价,实现价格与风险的匹配。

从国际经验来看,内部定价法的LPR适用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期,更像是一种过渡性工具。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不少国家最后的贷款利率都先后过渡到同业拆借利率等市场基准利率,尤其是短期贷款利率,长期贷款利率定价中LPR或许会保存一定时间,可能出现多种工具并存的局面。

(二)挂钩政策利率法

这就涉及到LPR的另一种定价方法——挂钩政策利率法,适用于金融市场发达,资金批发市场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美国的早期的最优惠贷款利率也是大行根据业务成本自行确定的报价利率,但是1992年以后也是以联邦基金利率加点的方式。

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主要是隔夜拆借利率,对市场的反应较为敏感,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政策利率。

在我们国家讨论比较多的是Shibor/DR,他们都是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利率,不排除未来我们市场化利率的“锚”从LPR演化到Shibor/DR。

这种方法的问题是资产受市场影响较大,比如季节性因素的季末考核,跨季、跨年等会让利率波动较大,从而商业银行的经营波动性也较大,并且可能会收窄银行息差。

三、利率并轨进行时——过程的猜想

第一个阶段是贷款利率放开后,贷款利率结构性变化,部分下降,部分上升;第二个阶段是存款利率放开后,存款利率上升;第三个阶段是存款利率带动贷款利率上升;第四个阶段存款利率回落,带动贷款利率回落,最终都回到均衡水平。

第一阶段,取消贷款基准利率,推行LPR作为贷款利率的新基准,银行的贷款利率会产生分化。

原本银行贷款利率被压低,扭曲了信贷的供需,“金融创新”通过同业绕道使供给曲线上移,产生资金的“黑市”——影子银行,影子银行所提供的市场化贷款利率不仅高于管制利率,甚至也高于均衡利率。

此时的贷款市场是被分化的,一方面资质好的企业可以获得低于均衡的管制利率,另一方面能够支付高利率的企业通过资金“黑市”获得高成本的资金。

如果利率放开,管制利率不再限制银行的信贷行为,对银行来说,一方面,本来资质较好的企业因为量大、风险低,仍然是银行需要争取的客户,失去了贷款基准利率的保护,部分银行可能会为争夺这部分客户下调利率,由于这是银行对公业务中的大头,所以由此会缩窄银行息差。

为了保持盈利,银行一方面会下沉资质,将原本通过“黑市”才可以获得资金的那部分群体纳入到银行正常的服务客群中,让“非标”转回表内信贷,供给曲线回落到正常水平,利率会随之下落到均衡利率。

另一方面,原本处于“夹心层”得不到融资的企业可能会在资质下沉和利率上调这个过程中得到银行的融资,并且是在略低于均衡利率的价格水平。

这是对“金融抑制”的修正。

这个过程中,对没有从事较高风险业务的经验且风控能力不强的银行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一方面普通贷款的竞争会让银行压低利率,压降利差,另一方面风险稍高的业务需要试错成本。

对监管层而言,为了避免非标利率成为贷款利率放开后的“锚”,从而拉高实体的融资成本,监管可能会在前期尽量清理“类贷款”,以给予银行更多的资产定价权,也避免放开后利率过高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但是此时的存款利率仍然被刻意压低,居民的钱一部分在普通存款,一部分钱在“类存款”中,负债成本相对较低,息差保护仍然存在,所以这个阶段对银行来说虽然存在一定的挑战,但是整体风险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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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负债端的存款利率跟着放开,短期内银行为争夺存款,利率会上升。

原来,银行可以以较低的管制利率吸储,但别压低的利率影响银行的吸储能力,如果负债不够,银行就会想办法来突破管制利率揽储,要么通过第三方来吸收资金,形成了非银的“类存款”产品(以较高的利率吸收居民储蓄,然后在货币市场上借给银行),要么变相高息揽储,发明了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等“类存款”产品。

因为突破管制的成本(货基赚取部分费用、结构性存款中衍生品部分费用),存款的供给曲线上移,所以这些“类存款”的利率是高于市场均衡利率的(参照【图表2】)。

放开存款利率后,普通存款的利率短期内会上升,上升到接近结构性存款和货基的水平,居民存款将会有部分回流到银行表内,进而对金融机构产生几个影响:

一是对银行来说,部分表外理财回归表内,银行需要更多的资本金。结构性存款(尤其是“假”的)和智能存款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二是对非银等其他“类存款”来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所以这些产品在利率并轨以后要提高资产配置能力,不能再依靠不同轨的利率价差来套利。

三是对于部分揽储能力差的银行来说,为了争夺存款可能需要在“类存款”利率的基础上继续加点。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息差不可避免的要收窄,因为负债成本上升,处于揽储竞争中的银行会通过扩大规模来维持盈利,越扩大存款竞争越激烈,息差越小,形成“息差收窄——竞争加剧——加强揽储扩大规模——息差进一步收窄”的循环,风险逐渐积聚。

第三阶段,负债成本上升,带动贷款利率上升。

这是利率市场化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可以预见部分揽储能力差,同时资产配置又没有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中小行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在放开存款利率之前,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迫在眉睫:

一是在资产配置方面比大行成长更快,可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下沉资质,加强风控,能够在一些大行不看重的领域做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比如泰隆模式。

二是在揽储方面增强客户粘性,让客户在其他大行也提高利率的时候仍然不离不弃。

三是发展中间业务,在一定客户量的情况下从他们身上发掘出更多的价值,让银行可以平稳渡过市场化的关键时期,再谋未来。

对于监管来说,为了避免存款利率市场化后银行负债成本上升过快可能会先从两个方面做准备:第一是清理掉结构性存款/智能存款,避免他们的利率成为存款的“锚”,进一步拉高银行的负债成本。第二是增加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途径,让银行有更多空间支持表外理财回表和扩张规模。

第四阶段,“类存款”出清后存款利率会回落,带动贷款利率回落,回到均衡水平。

但是等到这些监管套利的“类存款”被出清后,存款供给曲线会回落,存款的利率和供给量都回到均衡水平。负债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也会随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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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并轨后时代,政策如何影响市场利率?

在利率并轨之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就基本完成了,那么利率市场化以后,政府仍然需要对市场利率起到引导和调控的作用。在取消管制利率以后,政策如何调控和影响市场利率呢?

一般是用利率走廊,利率走廊是一种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央行设定利率操作空间来引导市场利率。

以德国为例,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就运用利率走廊来调控市场利率,是最早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利率的国家之一。

德国的利率走廊原理是利用银行向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来影响银行的负债成本(存款利率),进一步控制银行的资产成本(贷款利率)和信贷供给。

此时德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居民储蓄,第二是通过再贴现等方式向央行融资,第三是通过货币市场拆借,央行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第二种再贴现的方式进行。

德国银行的再贴现利率主要包括再贴现、伦巴德贷款利率和回购协议利率,其利率走廊的上限是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再贴现利率。

再贴现利率,德国央行向银行买入或售出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联邦及州政府债券和联邦特别基金债券的利率,最长期限是3个月。央行可以自主确定再贴现利率和再贴现总额以及这个额度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配。

“伦巴德贷款”是德国央行向信用机构提供的以某些证券和债权为抵押品的3个月以内的有息贷款,为信用机构提供临时的流动资金,“伦巴德贷款利率”一般高于再贴现利率,且没有额度限制,一般是银行用完了再贴现利率,同时又不能在资金市场上融到资的时候采用的,所以成为利率走廊的利率上限。

一般情况下,再贴现和“伦巴德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也不大,一般在100bps以内,资金紧张的时候也会达到300bps。

在再贴现利率和“伦巴德贷款”利率形成的利率走廊之后,德国的货币政策转向有价证券回购协议的公开市场操作。

回购协议包括1个月和2个月的,联邦银行每个月和信贷机构进行3次或者4次,到1985年的时候回购协议涉及的资金大概是银行体系融资的三分之一,此后回购协议取代伦巴德贷款利率,成为央行指导市场利率的主要工具。

在我国,2018年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利率并轨的措施是“完善利率走廊机制”,意在通过利率走廊来提高央行对市场利率的调控能力。

我们利率走廊的上限是央行的贷款利率,主要是需要抵押的常备借贷便利SFL(1个月期限的大概3.9%),下限是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利率,主要是0.75%的超额准备金利率。

让这个利率走廊更好地发挥利率调控作用,仍然需要一些改进:

第一是在数量上给予适当宽裕,比如银行在缺负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借到常备借贷便利的资金,那么这个走廊上限才是有效的。

第二是扩大扩大央行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对象或者适当放松同业市场,目前常备借贷便利还是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银行才能获得的,中小行需要通过同业市场,加上一定成本才能获得,削弱了利率走廊的调控作用。所以要么扩大央行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对象,让更多银行可以参与进来,要么适当放松同业市场,让中小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通过同业市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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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经济数据反映了什么?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8月12日

高频指标显示,5月经济延续了4月的趋势,市场对5月经济数据继续回落,也有所预期。但今天公布的供需两端数据,再度出现预期差,尤其是工业增加值和房地产投资两者的增速,经济朝着利好避险资产的方向变化。

下面从生产和需求两个维度,对5月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先来看反映生产的工业增加值。继4月增速大幅回落到5.4%后,5月增速继续放缓至5.0%。这和高频指标反映的趋势一致,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同比,从4月的-5.3%下跌到-18.9%。

工业增加值增速在4月放缓,和开工旺季错位、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调导致部分生产提前到3月有关。但这两个因素在5月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趋于消退。我们认为,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回落,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五一”假期错位。今年“五一”假期4天都在5月,而去年“五一”假期只有1天在5月。去年4月、5月的工作日分别是20天、22天,今年4月和5月的工作日分别是21天和21天。也就是说,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4月工作日多一天,而5月工作日少一天,这会对工业增加值增速有负面拖累。

二是终端需求并不强。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都反映当前经济内生性企稳的动力并不足。结合制造业PMI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和采购量这几个分类指数看,工业企业主动去库存的周期还没有结束。

工业企业三大门类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是最主要拖累,增速从9.5%回落至5.9%。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也继续回落,从5.3%下跌至5.0%。制造业子行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0%小幅回升到2.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8%小幅回升到4.9%,和制造业投资回暖的趋势一致。

主要工业品中,市场关注度高的汽车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放缓,从-1.1%到-4.7%,汽车产量增速也从-15.8%下降到-21.5%,下跌幅度和跌幅变化程度都要大得多。

再来看需求因素。客观来说,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7.2%回升到8.6%,但这基本上是被预期到的。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6.1%下跌至5.6%,则要明显低于Wind统计的一致预期6.2%。结合此前公布的进出口数据,经济总需求为避险资产提供了友好环境。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一季度见顶后,连续2个月放缓。在整体回落的同时,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三个固投主要分项,增速都出现了预期差。

1-5月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2.6%,相比于前值3.0%有所回落。这是全口径基建投资累计增速在2018年9月到达底部增速0.3%后,缓慢上升以来的首次回落。突显了减税降费、土地出让金增速大幅回落和地方债务高压监管下,基建面临的资金来源约束在继续强化。5月公共财政支出当月增速从15.9%下降至2.1%,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增速从38.3%下降至32.8%,城投债净融资1541亿元大幅回落到1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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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文放松了部分重大基建项目的资本金要求,允许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作为资本金,并鼓励金融机构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配套融资。我们此前测算过,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这项政策在今年将撬动约7300亿的债务性资金投入基建,只占2018年全口径基建投资的4.1%。考虑到基建项目的建设周期很多在一年以上,这项政策对今年基建投资的实际拉动作用会更小。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回升。但在地方债务监管没有实质性放松前,地方政府撬动债务性资金来为基建加杠杆的积极性并不强。受制于资金压力,基建投资回升的速度很难有大幅度提高。

今年前5个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2.7%,相比于前值2.5%小幅回升。但和制造业投资同步性很高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5.5%小幅回落至5.3%。由于民间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主体,这种分化意味着,制造业投资能否持续改善,还需要观察。

制造业投资增速暂时企稳,和去年四季度以来围绕缓解民企融资难和减税降费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在内生性需求不强、外部环境又面临较大不确定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能否继续改善,取决于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4月1日开始的制造业增值税减税,对采掘、化工、通信等行业利润的改善比较明显,而这些行业属于重资本行业。如果能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减税降费的明显效果,在需求预期不强的情况下,也会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正向提振。

和4月房地产行业多数数据都出现改善不同,5月地产数据多在走弱。最受关注的投资增速,从11.9%回落到11.2%。商品房销售金额增速从8.1%下降至6.1%,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从-0.3%下降至-1.6%。施工面积增速持平在8.8%,但领先指标新开工面积增速结束了今年持续回升的趋势,和前值相比下降了2.6个百分点。

5月开发商融资环境再度收紧,到位资金增速从8.9%回落至7.6%。由于销售增速回落,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增速从15.1%下降至11.3%,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增速从12.4%下降至10.8%。而房企较为依赖的国内贷款累计增速,从3.7%继续回升至5.5%,有一定的低基数效应,也和信用政策整体宽松中房企也参与到分羹有关。

尽管5月竣工面积增速跌幅扩大,从-10.3%下降到-12.4%,但我们认为,开发商加快已有项目竣工的策略并没有变。4月19日政治局会议重提 “房住不炒” ,近期银保监会领导在陆家嘴论坛上,也指出了过度依赖房地产的风险。在这种政策基调下,预计开发商将加快三四线城市地产项目的竣工,而这会对二、三季度的地产投资形成支撑,这段时间地产投资即使回落也将是缓慢的。

最后来看消费。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从7.2%回升至8.6%,实际增速从5.1%回升至6.4%。尽管两者增速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基本符合预期,因为前面提到的 “五一” 节日错位,对消费有正向的刺激。

公布增速的15个限额以上批零行业中,除日用品、中西药品、文化办公用品、建筑装潢及材料外,其余11个消费品5月增速,都较4月回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拖累最大的汽车项,零售额增速在连续12个月为负值后,今年5月开始转正,从前值-2.1%上升至2.1%。但这个趋势和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售数据继续分化,这一口径的汽车销量当月同比,从-14.6%下跌到-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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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消费增速的中枢,可能会继续下移。一是5月社消增速回升,和“五一”假日错位有关,如果将4月和5月作为整体考虑,社消同比增速为7.9%,较3月增速8.7%是明显放缓的,消费并未企稳。二是外部环境依然有很大不确定性,稳就业是今年宏观政策的重点,就业市场景气度下降,也会通过收入渠道来影响消费。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经济仍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从6月高频数据看,这一趋势还没有结束。传统的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边际减弱,未来重点应放在收入端宽财政,通过减税降费来稳消费和稳制造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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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话:不必夸大银行接管案的市场冲击

评论 王剑 2019年07月30日

一、报告起因

5月24日,人行、银保监会联合公告了对包商银行的接管。而后,人行又多次公告,补充了此案的有关信息。此次银行接管案,是我国2015年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以来,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第一次“实战检验”,是按流程处置问题银行的第一次尝试,为我国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和银行退出机制积累了宝贵经验,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由于在此案之前,我国已长达20年没有正式处置过较大规模的问题银行,因此大部分市场主体对这项工作非常陌生,由此导致了一定的担忧情绪,也导致了市场运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市场上甚至有观点担忧这一冲击最终会显着影响宏观经济。

本报告详细分析了接管案之后,对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影响,重点阐述这些影响会导致它们的有关业务如何调整(最终会体现为资产负债表调整)。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它们的业务调整会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我们分析后认为,由于中小银行总体量相对有限,此案对市场的冲击也相对可控,在极端情况下人行还可以采取对冲措施。因此,不必过分夸大此案对市场、经济的冲击。

二、后续推演: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根据公告的接管方案,包商银行部分债务工具未得到全额理赔,主要是单笔5000万元以上的大额债权,包括同业CD、同业存款等,预计平均保障比例在90%左右。

而在此前,由于多年未发生银行对债务工具违约,大部分市场主体持有一种“银行信用幻觉”,认为只要是银行的债务工具,基本上都是刚性兑付的。在这样的预期下,不同信用等级的银行发行同业CD等债务工具时,不会体现太明显的信用利差,融资均较便利。

然而,此次接管案打破了这种刚兑预期,以事实证明了问题银行是可以处置出清的,它们的债务工具是可能违约的。从长远来看,银行业参与者“有进有出”,是整个银行业回归健康、理性的关键一步,是一项非常典型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措施。这可以使问题银行及时得到处置,甚至出清,退出行业,从而使全行业以优胜劣汰的方式保持供给总量的基本合理,避免全行业陷入恶性竞争(overbanking)的泥潭。因此,长期看,此案未必是坏事。

但是,在从“刚性兑付”向“有进有出”切换的过程中,则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会对市场造成一次性冲击,这是需要监管层和市场主体密切关注的。具体而言,一次性冲击大致可为三步曲:

(1)首先,原本有些投资者基于“银行信用幻觉”的信仰而购买了一些低等级银行的债务工具,如今突然得知这些债务工具并不是刚兑的,它们就有可能集中抛售这些债务工具,或者提前取回(有些同业负债有提前支取的条款),导致同业负债遭受“挤兑”。

(2)然后,对于这些低等级银行来说,它们的同业融资的成本、难度都会加大。成本加大还只是影响盈利(利率风险),但如果在资产端无法及时变现的情况下,遭受同业负债的严重“挤兑”,则可能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银行违约甚至倒闭。

(3)即使这些银行的资产端可以及时变现,那么它们若集中抛售其他优质资产(比如流动性较好的高等级债券、货币市场基金),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严重时甚至不排除影响整体信用投放和宏观经济。

此外,还可能会些其他次生影响,比如其他持有这些债务工具的投资者,原本用这些工具去质押融资的,也可能面临难以续做融资的困境,从而也需要抛售资产。

由于一般存款得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因此我们预计接管案不会对中小银行的存款产生明显冲击,但不排除有少量单笔过大的存款出现搬家现象。

因此,此次接管案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次性冲击,且主要是冲击中小银行的同业负债。

随后,待到一次性冲击效果消退后,未来的银行业务结构也和以前不同,产生深远影响。很多低等级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利率中将包含合理的信用利差,因此融资成本提高(或者融难度加大),再去投资于其他资产时,可能会利差收缩或无利可图。因此,它们继续通过同业负债去参与其他投资,以此来增加杠杆、增加盈利的行为,也将逐步收缩,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占比下降。这一行业变化其实也刚好也是监管层乐见的。

三、首先关注短期的一次性冲击

当然,短期内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次性冲击。为此,我们需要从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发,尽可能详细地推演这一次性冲击的影响大小。

首先,为有效体现大中小银行的分化,我们收集了发布有2018年年报数据的214家银行,将它们按类型,分为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信用社)四大类(分别简称为六大行、国股行、城商行、农商行),我们把后两类统称为“小银行”,是本报告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214家银行中,六大行已全收录,国股行11家(全国共12家,欠1家年报),城商行102家(全国共133家),农商行95家。据统计,这214家样本银行的总资产204万亿元,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比例约76%,已足以代表行业整体情况。

然后,我们先呈现出样本城商行、农商行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

表1:城商行与农商行资产负债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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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单位:亿元)

我们后续的分析将从上述资产负债表数据展开,有以下几点重要发现:

(一)小银行存款基本满足贷款、非标需要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商行、农商行的存贷比分别为70%、65%(注意,此处存贷比的算法简化为“存款/贷款”,但监管部门考核存贷款时,会有一些扣除项,因此监管值与简单算法略有差异),远低于75%的监管关注值,75%也是全部214家样本银行(以下简称“全样本”)的合计均值。

城商行、农商行存贷比较低,主要是由于过去它们的合意信贷额度受到人行的严格管控,即使自身的流动性、资本都允许有放贷款的空间,也无法发放更多贷款(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商行,则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够活跃,信贷需求太弱)。

在此情况下,为进一步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部分银行开始采用非标的形式为客户提供融资。为此,我们把“应收款项投资”也计入存贷比的分子,得到“实际存贷比”[(贷款+应收)/存款],城商行、农商行分别为87%、72%(全样本79%)。这一“实际存贷比”是把表内非标(主要体现在应收款项投资科目中)视为贷款,因此也参加存贷比计算。

从上述结果可知,农商行通过存款获取的资金,已足够支撑贷款、非标业务的投放,再考虑到有8-10%左右的存款资金要交法定存款准备金,交完之后依然还有资金富余。城商行也足够,但是“实际存贷比”有点高,如果再加上还需要留下超过1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则勉强实现依赖存款来放款,但可能经常需要同业负债调剂流动性。

这一点分析,我们主要是为了说明城商行、农商行的存款基本足以支撑贷款、非标业务,不需要通过同业负债去支撑贷款、非标业务。而前文已述,此次接管案主要冲击的是中小银行的同业负债。因此,只要中小银行存款基本稳定,不受此次接管案冲击,那么我们自然也有把握相信,这些中小银行的贷款、非标业务也大致不会受到影响。

(二)同业负债主要支撑投资业务

既然存款资金是足以支持贷款、非标业务的,那么很显然,小银行获取同业负债,主要是为了其他功能,而不是用来放贷款。其他功能包括:日常调剂资金余缺、其他投资业务。其他投资包括债券投资、资管产品(委外专户、基金、同业理财等)投资。可见,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额外加杠杆来获取套利的行为,以较低利率向同业融入资金,然后用于其他投资,赚取利差。实践中看,这利差其实较为微薄,但是较为稳定,因此中小银行乐于通过这种同业业务扩张来扩大盈利。而很多小银行过去能够实现“以较低利率”同业负债,一大主因还是过去的“银行信用幻觉”。

这类业务在过去的严监管中受到监管层高度关注,也受到了一定的遏制。此次接管案的主要冲击,也在于这类业务。银行的刚性兑付被打破了之后,很多小银行的同业负债融资成本会上升,或融资难度加大,那么自然很难再继续维持这种套利操作,预计这块业务将会进一步压缩。

正如前文所言,这些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债券和资管产品,资管产品的底层也是以债券为主。并且从经验上看,这些债券中又是以利率债居多。那么,这些同业业务的收缩,主要会对债券市场形成压力。

(三)量化测算影响规模

紧接着,我们还要大致测算这类业务的规模,以便尽可能准确预估冲击的大小。

首先估计小银行的同业负债规模

表1中是全部城商行,但我们有把握相信,城商行里的龙头银行,不太可能受到冲击,尤其是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6家大型地方国有城商行,它们的总规模达到10万亿元左右。剔除它们后,剩下的城商行总规模是21.8万亿元,里面也有很多是稳健的,当然也有风险较高的,我们自然没有办法对每一家银行逐一识别,因此先将剩下的统一估算。农商行这边也做同样的处理,剔除了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4家大型地方国有农商行,剩下的农商行总规模7.2万亿元。

然后,我们再把“债券发行”科目中的同业CD单列,债券发行中剩下的部分主要是金融债、次级债等长期债券品种,和此次流动性冲击关系较弱(除非哪家比较倒霉的银行刚好这两天在发债券)。

经过上述处理后,呈现的样本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负债表为:

表2:城商行与农商行资产负债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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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单位:亿元)

然后,我们重点关注可能受冲击的同业负债(传统同业负债外加同业CD)规模。城商行这边是5.4万亿元,农商行是1.2万亿元,两者合计6.6万亿元左右。此外,样本之外的小银行可能还有一些同业负债,因此全行业小银行同业负债量会更高。我们预计大部分六大行、国股行、龙头城农商行的同业负债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忽略。

事态的后续发展,自然是这6.6万亿元的同业负债逐渐压降。与之对应的,在假设其他负债科目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那么投资业务也会同规模压降。前文已述,投资标的以债券为主(投资于资管产品的,底层也是以债券为主),那么债券市场会承压。

其中,表内投资是以利率债居多,信用债比例相对小,因此,上述收缩体现到社融数据上的,也将更小(利率债不体现社融),人行完全可以通过鼓励信贷投放等方式,弥补这一块社融缺口。

银行表内投资业务不包括股票,因此对股市几基本没有直接影响,只有情绪面的影响。

此外,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1)重点关注压降的速度与幅度。这些同业负债的压降已无悬念,但如果断崖式压降,那么毫无疑问,没有一个金融体系能够承受。因此,关键是速度与幅度。人行近期屡屡安抚市场,本质上也是希望让这个压降过程相对有序。剔除10家龙头后的样本城商行、农商行的同业负债总规模是6.6万亿元,全行业则更高,当然不可能压得一分钱不剩。我们预计近几个月可能是压降最厉害的,需重点关注,然后冲击会慢慢缓和。据估计,6月、7月到期的小银行(统计范围是剔除10家龙头后的全部城商行、农商行,因此与上文略有不同)同业CD金额约6400亿元、3200亿元,假设只能续发一半(这是近期同业CD发行的成功率经验值),即缩量一半,同业CD之外的其他同业负债也会有所缩量,那么同业负债压降规模也在4000亿元、2000亿元左右,意味着有这么多规模的债券等资产需要抛售。度过了最痛苦的近1-2个月之后,压降速度会放缓,整个市场会逐步趋于平稳。

(2)其他投资者将承接一部分抛售的资产。金钱不眠,原本购买这些小银行同业负债的资金,有可能会去改做其他投资,部分资金肯定会回流至市场,承接了小银行抛售的资产。只是小银行不再从中赚取利差,资金链条得到拆解。由于小银行持有的债券也以利率债为主,如果抛售导致它们收益率上升,相信市场上还是会有比较强的买盘的。因此,并不是说投资压降的部分全部都是灾难,6-7月实际冲击市场的资产抛压可能要小于上一段估算的4000亿元、2000亿元。

(3)人行随时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万一真的事态严重,部分中小银行同业负债没能续上,资产又难以处理,导致流动性断裂,那么人行也会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或者指示其他大中型银行去提供支持。因此,这是一项兜底措施。

综上,我们认为,此次接管案对市场肯定造成冲击,但不必过分夸大。

四、投资建议(略)

我们认为,近期市场上过分夸大了接管案对金融市场和中小银行经营的冲击,部分中小银行股价出现非理性波动,而A股上市的中小银行基本上全是业内的佼佼者,不必过分担忧。

五、风险提示

若宏观经济大幅下行,可能从多方面影响银行业,比如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宽松对净息差的负面影响、经济下行时期企业偿债能力下降对行业资产质量产生较大冲击等。

本报告中部分推演缺乏权威统计数据支持,因此使用了一些经验值,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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