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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 Research > Comment > 中国经济形势中的大变化
作者 Author 李扬 李扬 时间 2019-03-25) Site Release Time 2019-03-25)

中国经济形势中的大变化

作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也应当是40年不遇的大变局。从发展的轨迹来看,从2009年开始,和全球经济一样进入了下行通道,但是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波动、有一些起伏,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向有不太一样的看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也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转变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的变化,我们更加重视质量、效益,更加重视可持续性,更加重视让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广大百姓分享,更加重视为我们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

当前形势中有特别重大的变化

01 全球经济继续下行

IMF这几年来第一次调降了未来的增长速度。而从2015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在调升,在期中调整口径的时候也是往上调的,是比较乐观的看法,这种乐观的看法在2018年上半年依然存在,大家都认为已经好了,美国率先复苏,几个主要大国都正增长等等。但是下半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作为研究者我们很高兴增长的轨迹没有突出我们的预测,但面对不断下行的全球形势确实还是感到担忧。全球的形势长时间、全面的下行,导致它的因素不是政策、财政、金融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不太好解决,有的问题甚至是没法解决的。比如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始终在下行,没有看到有改善的迹象。大家认为劳动生产率下行一定是因为科学技术发展不够、科技产业化不够,所以大家都冀望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假定它是有的,但是这些革命产生的后果也不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第一是因为经济形势速度在下行,第二是因为即使有变化也会产生并不有利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如果政策要顾及收入分配就不能太顾及增长。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它们的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尖锐,使得各国的当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犹豫不定。在实体经济方面,人口的老龄化,最直接的关系是抚养比的上升。大部分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干活的人相对比较少,被养活的人相对比较多。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几次谈到关于未来养老的问题,关于再拨一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理事会的问题,都是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未雨绸缪,就是为这个问题多做准备。如果说十多年前设社保基金这笔钱的时候是未雨绸缪,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在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经济结构的问题,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观察,整个三次产业过去我们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发展方向是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它是一个趋势。现在这种趋势是不是能很顺畅的发展下去,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很模糊、服务业中有制造业、制造业中有服务业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不是很明晰也很难说,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占比上升,由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所以服务业占比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我们称之结构性减速,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而导致的速度变化,现在看来这种情况还在,总之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不要小看国际组织把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调,调到0.2,OECD调得更多,关于2019年及2020年调的很多,对美国、中国、欧洲、日本都是往下调。只有印度七点几,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往下调了。这在今后的几年里会非常强烈的影响着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影响着我们各项政策。

02 债务问题

全球债务继续在上升,这次危机是债务危机,理应把债务清除或者降到合理的水平,经济轻装前进。但是现实情况是债务没有减,反而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8年4月全球的债务是237万亿美元,比2007年底要多出83万亿美元,十年下来,债务增加了,这不只对经济实践是一个挑战,也对经济理论提出挑战。

03 国际框架的变化

WTO是战后几大支柱之一,金融支柱是IMF,贸易支柱是WTO,这个支柱在发生调整,WTO的改革必将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发生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不仅是要准备适应WTO架构的新变化,还要回溯中国加入WTO17年来的一系列承诺,以及这些承诺的兑现。

04 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化、深入化、长期化

中美贸易摩擦作为长期背景,长期因素,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一个摩擦。全球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这种态度会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会影响到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

05 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加大连带金融风险加大

现在经济下行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展,2018年已经扩展到就业领域,就业领域已经受到影响。有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新增就业比以前少,开工少,新增就业少。二是现有的企业关闭,导致中国特色的失业概念,下岗开始出现并且增多。三是有一些维持着就业,但是工资不涨甚至下降。

2019年经济发展中会有较大变化的一些领域

01 宏观政策的态势

说到货币政策,2018年上半年的表述是稳健中性,现在又回归稳健,“中性”拿掉了。从实际的表现也是这样,2018年年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四次调降法定准备金率,放出之前4万多亿,而且是基础货币,再加上“麻辣粉”,有几个新的信用调控的工具,大概是1.6万亿,2018年差不多出来6万亿。预计2019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会稍微较宽一点。

02 动力在哪里

动力是投资。2018年以来有很多的争论,现在争论基本上回到了统一,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对外部门。在经济下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行、就业相对来说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大家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消费,于是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很难期望。我们初步的分析结果是,实质消费增长是很慢的。比如5G的商业化,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城际铁路、国土整治、防灾抗灾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我们的金融制度不能够有效的去为长期的现金流不稳定的、大规模占用资金的这样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做不到这一点,有的投资就可能没有什么收益,有的投资就要四五十年才有收益。我们国家整个金融结构是非常短的结构,所以期限错配一直是我们金融体系主要的问题。

03 去杠杆

去杠杆2018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去杠杆转化为“结构性去杠杆”,中国整体的杠杆很高,但是在结构上我们企业的杠杆率,企业里面国企和民企的杠杆率交替的出问题。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结构性去杠杆,把重点放在了某些领域、某些部分上。企业是重点的部分,尤其是“僵尸企业”。2018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又回归了“结构性去杠杆”,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宏观政策。这一点透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结构性去杠杆这个任务长期化了。全球的情况也是这样,全球债务的长期化也是意味着去杠杆政策的长期化,对中国来说去杠杆这个事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提升所导致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疏远、货币政策效力的进一步下降等等,都是我们要处理的新问题。回归结构性去杠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2018年有几个月凡是贷款收回就不再放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了。总之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任务来对待,同时要知道长期化之后对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对我们宏观调控理论的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04 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谈到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看看什么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这一个概念涵盖了我们过去好多的有关的政策,比如政府的商业活动的经营模式问题,如果是竞争性的,就必须和竞争性的国企最主要是竞争性的非国企和外资要拉平。要把成本清楚的展示出来,可核查直接成本,所有的调控是在成本的架构上,基于资产负债表。关于商业回报率的问题,要说明有没有商业回报,成本是怎么样,通过什么回报。

合理的公共服务的义务问题,国企要承担责任时产生的账目要和商业的部分分开。税收中立,不要给国企优惠。管制中立,政府对经济、对企业管制行为也要中立。债务中立,就是国企、民企、外企一条线,公平的使用资源,平等竞争。政府采购问题,所有的环节要透明平等。不要小看在公报里说到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的问题,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上迈了一大步。当然这也是在回应国际上WTO的改革问题,回应国际上老是说我们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挑战,回应说我们改革停滞不前的责难,总之我们是在更加基础的、更加扎实的在推进改革。

05 资本市场

要想让投资发挥作用,资本市场一定是有效的。资本市场要做到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关于资本市场的强调和对于投资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今后中国经济的稳定成长还靠投资,如果要在2019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发挥投资的基础性作用、关键性作用,为投资筹资就是一个是关键性、前提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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